關於城市規模當時也有誤區。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立國際大都市，這不合理，城市在當時當地的科技條件下，應該有其適合的規模。因為超過一定的客觀條件後，城市的生活質量反而會下降，比如現在很多大城市面臨的交通擁堵、通勤時間長等。
針對上述情況，工程院部署了“城鎮化問題”的咨詢項目。這正是瞄准國家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展開的院士咨詢項目。
項目首先進行調查研究。當時調研了東部的珠三角、長三角，中部的武漢、長江流域城市群，以及西部的西安、蘭州。調研結果認為，中國城市的整個布局，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有一個“璦琿-騰沖線”，即從黑龍江的璦琿，一直到雲南的騰沖，這條線的東南面在自然條件方面比較適合人居。但是從國家整體利益而言，還需要民族地區均衡發展，需要在西部的邊疆地區，有一定的城市，以保障我國的國家安全。因而項目提出了“幾個組團，幾個中心”的做法。即“大中小城市結合發展，控制特大城市，要建設城市群”的發展思路，這些主張得到了時任國家領導人的認可。
這些成功，正是針對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集中了全國頂級專家展開研究而達成的。
（2）智庫研究人員要有卓越的專業能力、社會擔當、科學擔當
咨詢報告、智庫的作用是支撐領導的決策，但是也不一定僅有領導馬上接受的才算成功的咨詢結果，暫時未被接受的也不一定就是不成功的，因為可能是各種條件不成熟、多數人尚未認識到相關問題而導致的。
比如，1956年馬寅初先生研究“新人口論”，做過全國調查後大吃一驚。解放之初是4.7億，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為5.49億多，而1956年再次統計已接近6億。馬先生是搞經濟學的，他認為自然生態的承載情況，就好比草原，過牧就不行。草原上過牧，畜牧會將草根都吃完，就導致不能再生草的可能，所以草地也不是牛羊越多越好。馬先生認為中國的人口承載量如果按歐美標準，應為8億，超過8億將導致糧食不夠、淡水不夠等問題。當然糧食問題後來我們都解決了，但人口基數大現在仍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而在當時的認知水平下，決策者和全社會不僅不接受馬先生的理論，而且還要批判他。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1970、1971年的時候，人口已經超過9億了，當時周總理和毛主席都認為要控制人口了，所以計劃生育在那個時候提出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不要”，到80年代以後，人口已經快到12億了，國家開始嚴格控制二胎。那時候時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同志就去拜訪馬寅初給他道歉，指出當初的批判是錯誤的。馬寅初說用這個國家多生5億人來證明我當初的論斷是基本正確的，這是個悲劇！
人口政策這一歷史，說明老一輩科學家的理想和科學、社會擔當。竺可楨先生說過“科學是只分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家追求的是是和非，追求的是真理，不講對個人的好處，更不說做工作、咨詢、研究是為了評獎、職稱，科學家沒有這種功利，不計利害，歷史上國內外有很多科學家為真理而獻身的例子，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說”而被教會處死就是其一。
在當代不會再有“處死”的事件發生，領導也都能聽得下不同意見，但並不是每一項咨詢的內容，領導都能夠接受，也不是每一項咨詢的內容都只有一個答案，就在智庫內部也可能有激烈的爭論，可能多數是有居中的方案。實際上，1962年在處理“古巴危機”時，蘭德公司給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了19種方案，從完全不理睬，到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再到與前蘇聯開戰。最後肯尼迪採取了“第九方案”，空軍發表強烈談話，戰鬥機在運輸前蘇聯導彈的輪船上空低飛，後來前蘇聯船返航，古巴危機解決。
因此，我認為要進一步發揮現代智庫的作用，智庫機構的研究人員，要有準備多套解決方案的業務能力，而這是很重要的。比如網絡發展以後將會給社會帶來什麼問題，智庫的研究就很少，而且都講好處，那網絡的負面作用呢？是不是不僅有過去講的“掃黃打非”“網絡色情”，是不是還包括網絡往往將一件似是而非的東西無限放大，影響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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