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來說，能夠實現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兩岸終局是台灣能夠和平地“獨立”，維持現狀只符合美國的次優利益。(9)但是，考慮到中國在主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和日益提升的國家實力，和平地“獨立”的前景難以預測，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美國會現實地追求次優利益，即維持兩岸分治但和平、穩定、平衡的現狀。未來可能改變美國定義的台海現狀的情形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大陸追求的兩岸統一，二是島內台獨勢力追求的台灣獨立，前者無論是采取和平或武力的方式，結果都可能使得中美在該地區的權力對比失衡，美國能否接受取決於它的亞太戰略目標；而後者無論是和平或是非和平的，中國大陸都不會任其發生，並且有可能突破目前的行動範圍而訴諸直接行動，包括軍事行動。當然，美台軍售政策的設計和執行並不是針對這些遙遠而不確定的兩岸終局，它著眼的是美國如何維持尚能確保美國次優利益的權力平衡現狀，因此，這一政策將繼續發揮卜睿哲所謂的“雙重威懾”作用，即無論對北京或是台北，都具有既是警告也是保證的意味。(10)如台北不輕言獨立，美國會繼續提供軍事保護；如北京不輕啓兵釁，美國會在對台軍售上不觸紅線。通過美台軍售關係的持續而有所約束，美國希望台海現狀得到長期保障。
第三，美台軍售成為中美關係的信號標和政治博弈的工具，政治意義已超過軍事意義。美台軍售政策的設計從一開始也並非基於純軍事目的，只是在中國軍力相當薄弱的時期軍事意義要更明顯一些。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觀察中美政治與軍事關係轉冷或轉暖，常常從美台軍售案的時間或規模來判斷。近年來，中國實力的提升使得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面臨更棘手的局面，不得不更加重視美台軍售的政治意義與政治影響。一是美台傳統關係的弱化。建立在軍售基礎上的美台傳統關係面臨新的中美力量對比，“中國因實力的提升已經獲得可以使美國的任何干預都變得複雜化的能力，美台安全夥伴關係更多地要經受中國國防現代化的考驗，美國對台灣安全的公開保證必須繼續保持模糊性”，(11)美台軍售目前既要持續下去但又要不具刺激性。二是中國對中美關係的主導性增強。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學者史文(Michael D Swaine )認為中國政府容易受到來自民族主義壓力的影響，同時在主權權利（如台灣問題）和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發展上不會做出自覺的限制。(12)因此美國與這樣的中國打交道不得不比以往更加有所顧忌，特別是在“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部署上要小心繞開台灣，在美台軍售問題上要更在意政治上的影響與後果。
由於中國在中美關係中可以使用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籌碼在不斷增多，並且兩岸軍事實力差距之大使得軍售行為的軍事意義大減，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美台軍售可以發揮更多政治作用，成為美國與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的政治工具，繼續用來傳遞政治信號，甚至用來達成某種政治諒解。事實上，要解決兩岸在統獨問題上的根本性沖突，或者中美在對台武力使用問題上的長期爭執，都需要中美就美台軍售行為達成正式或非正式諒解。對於這一諒解，中美雙方的訴求清晰可見，中國要求美國放棄對台軍售，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以政治或非政治的方式支持“台獨”；美國要求中國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不破壞台海和平現狀。美國學者史文建議雙方可以提出這樣的具體保證：中國承諾不會在不是因為台灣直接的“獨立”聲明或美軍在台灣部署武裝力量而導致的緊急事件中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則保證不在台灣部署軍隊也不會向台灣提供更高性能的軍備支持，但是這種共同承諾和限制條件能為台灣帶來什麽利益，中美還必須說服台灣領導人。哈佛大學教授保羅．肯恩從挽救美國經濟的角度來考慮中美可能的政治交易，他認為美台關係是冷戰產物，台灣融入大陸將不可避免，因此終止美台軍售、放棄台灣，首先可以換取中國勾銷其持有的巨額美債，同時避免中美軍事沖突的風險。(13)這些建議目前看來很不現實，但是隨著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隨著美台軍售的軍事意義日益下降，類似的更為現實的提議或許會有實踐的機會，因為美台軍售成為中美戰略利益博弈的工具，已然是事實。
美對華戰略辯論與美台軍售的未來
美國台海政策以模糊、平衡著稱，在一法三公報基礎上長期保持穩定，但是隨著中國實力和兩岸形勢包括台灣島內政治的變化，美國國內對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關係法》（TRA）這兩個政策的適用性一直都有辯論。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需要一個與“亞太再平衡”戰略相適應的台海政策，而傳統的台海政策是否適應對華戰略，美台關係（TRA和以TRA為法理基礎的軍售）在中美關係中發揮何種作用等問題，引發了學界的尖銳爭論，出現了針鋒相對的“棄台論”派與“保台論”派，兩派各有不同的目標追求、論述邏輯和政策建議，未來可能影響美國決策的方向。在亞太再平衡——中美關係——美台關係的政策層級結構中，這兩派的爭論必然會發生，它們在政策上代表了美國政府不同的抉擇方向，在戰略上反映了美國學界兩種不同的思維邏輯，即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戰略與現實主義戰略。在這兩個不同的戰略思維之下，美台關係、TRA、美台軍售可能面臨不同的未來。
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觀，自由主義和美國建國之初的理想主義傳統結合在一起，為美國的對外戰略確定了基本目標，即美國要以自身為榜樣將自由民主推廣至全球。隨著1918年威爾遜主義的提出，自由主義最終成為美國大戰略的主導思想，奠定了國際霸權主義戰略的基礎。自由主義國際戰略要求美國不僅要解決全球問題，還要推動建立基於國際機制、代議制政府、開放市場和人權的世界秩序，(14)簡言之，美國要為了自由民主在全球的實現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在自由主義的戰略思維下，美國的台海平衡被視為亞太平衡戰略的一部分，與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同盟關係一起都是成為地區穩定機制的組成部分，因為無論是平衡或是再平衡戰略，都是為了美國所希望出現的亞太和平穩定。美國與一個沒有外交關係的實體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從自由主義戰略的角度來看是基於以下理由：其一，美國在台灣擁有廣泛戰略利益，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棋子，現有的美台關係有助於美國穩定台海局勢；其二，台灣是檢驗中國戰略走向的風向標，是判斷美國對盟國義務的信號燈。(15)其三，台灣與美國分享著相同的民主價值，“在自由、人權和政府質量上，台灣比中國的份量要重”，(16)維持與台灣的關係是推廣自由民主的現實需要。這種自由主義的戰略思維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支撐著“美台軍售是對台灣不變的承諾”、“放棄軍售等於放棄台灣”這一類政策主張。
然而，“9.11”恐怖襲擊之後，隨著美國卷入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略泥潭，再加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自冷戰結束後所享有的單極霸權時代宣告終結，美國戰略學界出現有關自由主義國際戰略興衰的辯論。(17)這一時期，中美實力的相對變化以及中美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關係的出現，為美國重新審視中美關係與對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自由主義的國際戰略是否足以應付中國崛起的新局勢？美國學界開始思考這一新命題，現實主義戰略思維受到關注。
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在2001年時還認為對於任何國家來說要使其生存前途最大化，最好的辦法是控制這個地區，美國的有效戰略是使中國的崛起複雜化，其中台灣可以扮演角色。然而，隨著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他改變了觀點，2014年他發表的“對台灣說再見”一文，認為放棄台灣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因為台灣遲早要被中國軌道和影響力吸納進去。2016年7月，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沃爾特共同發表“離岸平衡案例研究——美國的超級戰略”一文，提出了一個現實主義大戰略的思路——離岸平衡。離岸平衡戰略的基本觀點是，美國應該維持一個有限的目標，放棄改造其它社會的野心計劃，專心解決真正重要的現實問題，即維持美國在西半球的統治地位，應對歐洲、東北亞和波斯灣的潛在霸權國。米爾斯海默等人認為民主已經在全球衰退，也不相信自由主義的所謂“民主和平論”，認為美國目前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是其推行自由主義霸權戰略導致的，美國不應再扮演“世界警察”，而是要維護地區權力平衡，鼓勵其它國家帶頭制衡正在崛起的國家，美國只在必要情況下才介入。(18)米爾斯海默的戰略主張在自由主義戰略的支持者看來是一種戰略收縮或新孤立主義，並且將美國的利益寄托在其它國家的行為上是一種巨大風險，米爾斯海默也承認依靠周邊國家約束中國可能無法奏效，因為中國遠比鄰國強大，而且這些鄰國相隔遙遠，難以形成高效的制衡聯盟。或許米氏的理論還難以對華盛頓的決策者產生影響，但是，從“棄台論”、離岸平衡等現實主義戰略思維的提出來看，至少說明部分美國學者已經看到了這樣的前景，未來中美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可能會使得美國除了現實地面對而別無選擇。
美台關係在這兩種大戰略的辯論中處於一個微妙而複雜的位置，以軍售為實質性內容的美台安全夥伴關係將面臨不同的命運。在目前佔主流的自由主義國際戰略影響下，美國還無法放棄自己作為亞太和全球體系的領導者角色，《台灣關係法》（TRA）的基礎仍然穩固，因而美台軍售並沒有終止的條件與時機。支持自由主義對外戰略的學者認為中國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成長起來的，但美國馴服、制衡中國的能力卻越來越小，要保持亞太局勢可控，美台關係仍然具有重要的威懾作用，(19)尤其是軍事上中國正在發展反介入和區域阻止的能力，未來中國海空軍將具備突破第一島鏈的實力，台灣的地位至關重要。但是在現實主義思維的一定影響下，美國決策者意識到與中國的零和競爭勝算並不確定，也不利於美國國家利益，因而已經有比較明確的追求亞太權力平衡的意圖，未來除非出現令中美關係整體惡化的嚴重事件，在軍售問題上美國還是不敢輕易越過紅線，也不敢輕易將台灣納入亞太再平衡戰略。簡言之，在自由主義國際戰略的主導下，美台軍售將維持現狀，“不進不退”，未來如果形勢有變，“進”的可能性要比“退”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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