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0日電／日本的諾獎現象，需要關注的，是他們所特有的、那種只與自己較勁、堅持把東西做到極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種不依賴於外界的內心驅動。
對國人來說，諾獎是個不容易解開的心結。這幾年，莫言和屠呦呦剛分獲諾獎的文學獎及生理或醫學獎，緩解了我們的焦慮，但這次日本又讓我們不淡定了——在繼2012年、2015年之後，日本再獲生理或醫學獎，並使其2000年以來獲諾獎人數達到了15位。諾獎也許未必說明問題，但這麼懸殊的數據反差，的確是個問題。
這個問題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另一個頗為類似、一直糾纏國內學術界的“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什麼不出大師？不可否認，中國教育領域問題多多，從幼兒園到大學，從宏觀體制到應試教育，各個環節，都是國情以及“改革過程中的陣痛”。但正因問題有點多，反而讓我們一時難以找到真正的“罪魁禍首”。
一個普遍的誤解，是把大師的缺失，歸因於大學的培養機制。而大學信誓旦旦地要培養“大師”的說法，更是作繭自縛。殊不知，也許一流的學霸，乃至一流的科學家，可以較大規模地培養；但大師或者諾獎級的科學家，很難單靠“培養”。比如，獲得諾獎的愛因斯坦、日本的田中耕一；沒獲諾獎但成就得到公認的華羅庚、袁隆平，求學期間都成績平平，華羅庚更是沒有上過大學。
我們還習慣性或者想當然地認為要靠研發經費的投入。但是，一項2015年的數據表明，以色列、芬蘭、韓國、瑞典等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都高過日本，但芬蘭、韓國迄今為止還在諾獎方面顆粒無收。另一個證明是，屠呦呦的諾獎主要源於70年代青蒿素的發現，當時投入的研發經費並不巨大，值得一提的倒是她“無留洋背景、無博士學位、無院士頭銜”的“三無”背景。這次獲獎的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細胞，並不需要多少經費。之前“意外”獲獎的田中耕一，本來只是藉藉無名的公司職員，除了公司的正常科研費用外，沒有任何額外經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