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研究學院教授孟昕、研究員薛森、名古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薛進軍11月23日在澳大利亞東亞論壇刊登題為《解決中國的儲蓄狀況》的文章。文章稱，對中國來說，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從出口型經濟向國內需求推動的經濟轉變的轉折點。2008年底和2009年初，中國的出口下降，使中國決策者意識到純粹依賴出口的增長是不可靠的。向內需推動型增長轉變的過程目前還在持續，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家庭的消費和儲蓄決定。
文章稱，中國的家庭儲蓄率非常高，主要是因為預防性儲蓄動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享有終身社會福利。到90年代，面向市場的改革逐漸削弱了這些免費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家庭必須自己花錢滿足這些需求。住房、教育、退休金和醫療方面的改革要求家庭更有前瞻性、更加謹慎。城市家庭儲蓄明顯增加。
農村集體福利轉為家庭負責制也徹底改變了農村家庭的儲蓄。在這些改革之前，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由各村負責照顧並提供很低的福利。在引入家庭負責制以後，各村提供的大部分社會福利消失了。家庭需要儲蓄以應對老年生活。
城裡人的消費占收入的份額往往高於農村人。這不僅因為城市居民收入高，也因為城市中心提供了更多消費選擇，刺激了需求。
向內需推動型發展戰略轉變的一種方式應該是鼓勵農村人進城，尤其是在城市非熟練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沒有完全意識到這種遷移與消費推動型增長之間的關係。從幫助更多農村人進入城市以及幫助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永久定居方面的緩慢進展可以看出這一點。
文章稱，中國的移民總的說來被當做“外來務工人員”。儘管為經濟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們能獲得的工作崗位以及在目的地城市獲得的社會服務是有限的。這些限制阻止著農民工長期留在城市並把家人接到城市。
近年來，中央政府認識到了“外來務工人員”制度的不足，實行了新的法規來保護農民工的福利、增加他們獲得城市服務的機會。但由於體制的原因，這些消除對農民工歧視的努力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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