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9日電／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今日出席華中師範大學兩岸關係研討會並致辭，談及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他認為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的共同產財富，其“代表”的權利和“保有”的責任要由兩岸同胞共同來擔當。
以下為發言全文：
1998年10月25日，在福建漳州市台企協四周年慶典的會見活動裡，有台商朋友說：“到台灣看中華文化，到大陸看社會主義”，他的話引起掌聲、也引起我的思考；2015年11月12日，在北京大學中華文化復興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會上，有台灣學者說：“台灣在搞文化復興，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他的話引起笑聲、也引起我發表意見的衝動。
我想談論的是文化堅守與文化自信，這是近120年來中華文化在兩岸的雙重主題。
首先談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
文化堅守緣起於對文化的挑戰。近120年來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緣起於極端政治對中華文化的扼制、裹挾和破壞。
今年8月，我在學術演講《“去中國化”歷史講話》裡指出：“去中國化”在台灣已經有了120年的歷史，它經歷了正、反、合三個階段，即1895年—1945年日據台灣當局的“皇民化”、1945—1988年國民黨台灣當局（俗稱兩蔣時期，先是蔣介石派駐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蔣介石委任的台灣省政府，然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親率的團隊）的“反共文化”、1988年至今由李登輝及其在藍營和綠營的追隨者推行的兼具“去中”和“反共”傾向的“去中國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近120年的文化史乃是極端政治對中華文化野蠻挑戰的歷史，三個階段分別是日據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扼制、國民黨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裹挾、李登輝集團對中華文化的破壞。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日據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扼制完全歸於破產。《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承認：“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多方面卻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拋棄其漢民族意識。因其故鄉福建、廣東又與本島僅有一衣帶水之隔，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國民黨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裹挾也完全歸於失敗。曾幾何時，盛極一時的“反共文化”、“戰鬥文學”等灰飛煙散，“反共文化”、“戰鬥文學”的作品連作者自己也羞於面對。多年前，我在《1934—1937：福建的“新生活運動”》（收拙著《閩台地方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版）一文裡指出：蔣介石“規定了新生活運動極端政治化的傾向：‘剿匪’同新生活運動結合起來，用‘政治力’（包括領袖的威權和軍警的強制）來對付一般人民的不良行為”，並且指出：“新生活運動是一場低效能的社會運動”。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台灣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同極端政治、同“反攻大陸”緊密結合；效能低下。事實證明，文化就是文化，用極端政治來裹挾文化總是徒勞的。中華文化在台灣並沒有成為“反共文化”。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從1988年以來由李登輝及其追隨者發動和推動的、已經至於極端的“去中國化”即將止於極端。物極必反，誰謂不然！
總而觀之，總而言之，面對120年來極端政治的不斷挑戰，中華文化的傳統在台灣不斷延續。台灣同胞與有功焉。
中華文化在台灣無所不在。到台灣看中華文化，這是一句實在話。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裡也有一句大白話：“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即使在日本侵占的50年間，這一基本情況也沒有改變”。
現在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
在大陸，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中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共的早期黨員（如《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陳獨秀仲甫先生、李大釗守常先生，《湘江評論》的毛澤東潤之先生）的倡導，其後又得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諸先生的不懈推動，“批判地繼承”是中華文化在大陸發展的基本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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