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職後，就算有心與中國穩定發展關系并管控南海問題，也需要基於新的身份與美國軍方確立關系，美國國內對華強硬勢力亦會繼續興風作浪，中美在南海海上發生意外碰撞和衝突的風險指數即將進入一個高攀階段。也要看到，減少財政赤字是美國將延續幾個總統任期的恒定任務，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也強調了這一點。美國大幅減債與在亞太增加軍事投入之間的矛盾將繼續存在，美國軍方將繼續通過叫囂中國“戰略威脅”和“軍事挑戰”來“討預算”，會不會蓄謀制造一起“新撞機事件”也很難說。
第三，美國不會任由中國和多數東盟國家翻過南海仲裁案“這一頁”，還會竭力延續“規則武器”的效力，推進針對中國的“成本強加”策略。除了自己上陣繼續利用國際海洋法制度指責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外，美國有可能把更能引起國際共鳴、更易占據道義制高點的海洋生態問題作為新的國際介入切入點，比如先調動媒體和東南亞某些國家的政治勢力渲染中國在南海的築島開發行為對海洋環境構成“威脅”，再策動非政府組織人員靠近甚至進入我島礁施工現場實施幹擾，也不排除慫恿個別國家或非政府組織借口生態問題向國際海洋法法庭發起新的訴訟，而在國際司法實踐中，這樣的糾紛不乏先例，比如2013年荷蘭訴俄拘押綠色和平組織成員和“極地曙光”號破冰船（因靠近并登上俄天然氣工業石油大陸架公司鑽井平台抗議俄在北極開采石油的行為）。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華期間，與中方在政治、經濟、安全領域達成廣泛共識。根據雙方諒解，在不挑戰我有效管控的前提下，菲漁民得以重返黃岩島附近海域捕魚。目前看，杜特爾特發展對華關系的意願是真誠的，對美國強權政治、軍事駐扎、價值輸出的反感也是真實和有個人經歷淵源的，但菲國內民衆親美崇美情結深厚，菲軍方、政府內部和知識階層反對杜特爾特、主張利用南海仲裁案“成果”與中國繼續纏鬥者也大有人在，杜特爾特對外政策重心調整能否可持續、中菲海上爭議能否避免重大反複，仍有賴於我們堅持不懈地做工作。
另外應當引起我們警覺的是，特朗普過渡團隊近來已經顯現出親台的特點，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事件及其後續波瀾表明，今後四年美國對中國打“台灣牌”的意識衝動將會十分強烈，以台制華的一面將會複歸，而這也就意味著蔡英文當局在南海問題上更加主動地迎合、配合美國從而削弱兩岸共同“祖產”的可能性更大，具體不排除：進一步淡化對斷續綫主張的堅持，避而不談；將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立場濃縮到太平島及附近海域；呼應美國維護航行自由和國際法度的主張并采取相應具體行動，甚至私下開展情報共享。
總之，南海局勢的複雜性仍然很高，還遠沒到可以鬆口氣的時候。今後一個時期，我們應努力保持總體有利的戰略轉變態勢，堅定維護主權安全利益，不能搞“大進大退”。按部就班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將工作重心從軍事轉向民事，借目前的有利環境推進南海海上共同開發與合作。加快與東盟方面商談“南海行為准則”的進程，爭取雙邊政治磋商在某一國取得進展。在司法領域推進自己的國際話語權建設，在斷續綫和歷史權利研究方面拿出更多成果。抓緊時間與特朗普外交國安團隊進行溝通對話，也要“教育”特朗普。內部做好應對緊急突發事件的准備，提防“三海聯動”、“四海聯動”的可能性。也有必要對一個時期以來對南海局勢的應對進行總結，看看哪些方面過激、偏“抖”，有沒有“運動式宣傳”的後遺症需要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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