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并未認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為，仍然有驅動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在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而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的全球化進程也沒有顯示出步伐的放慢。盡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確實正在出現民族主義、本土主義興起的苗頭，抗拒不受約束的全球化運動對民族國家主權和政策議程的主導，但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還很難將之簡單地說逆全球化已成單一趨勢。
龐中英指出，根據複雜性科學，我們不能忽略全球化的複雜性。全球化的兩百年，可以分成兩個時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個“百年”，呈現出總體的和平，尤其是在歐洲，出現了沒有大戰的“百年和平”，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加深。不過，也是在這一段，歐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進程在加速。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也遭受了來自歐洲的巨大衝擊。美國崛起也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時的美國國務卿JohnHay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門戶開放”并不僅僅是指美國要求歐洲列強不要瓜分中國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國當時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應該看做全球化的第二個“百年”。這一百年中，因為各國的政策轉變、國際權力轉移和各種大事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蘇聯的誕生（1918-1919）、世界權力中心從老歐洲轉到美蘇（1945到1989）、戰後的非殖民化/民族主義運動（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轉向：既有冷戰（1947-1992）這樣的放緩和倒退，也有像歐共體和歐盟（1950年代至今）這樣前所未有的地區一體化趨勢。全球化就是這樣在曲折中進行的。
所以，龐中英指出，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些影響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簡單地斷定全球化已經逆轉。
誰全球化誰？--世界秩序的形成、潰敗與再造
龐中英指出，目前關於全球化的討論，大多局限在經濟領域。他認為這是不够的。全球化的政治問題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誰全球化誰”，具體包括誰驅動、主導和控制全球化？誰從全球化中受益？誰在全球化中受損？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個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潰敗和再造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試圖通過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間歐洲的大國協調（歐洲協調）和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體系、國際金融制度（國際金融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種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歐洲協調後來潰敗，而現存的世界秩序沒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龐中英強調要將全球化、全球問題、全球治理這三個概念加以清楚地區分。他指出，要從全球問題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問題，即全球問題最集中地體現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決全球問題。對全球化的治理沒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沒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現了目前這樣的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一些國家，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國克林頓政府和聯合王國布萊爾政府）。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沒有同等重視全球治理。民衆享受全球化之利時不會反對全球化，當遭遇全球化之害時（例如并沒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卻要承擔全球化的害處），民衆就不得不通過現存政治機制（比如民主）對作為政策的全球化進行抗議，形成了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粹主義及其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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