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2日電／現代公共政策科學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謀”與“斷”分離，也即咨詢研究與決策行動的專業分工。
現代智庫興起於美國、發展於美國、繁盛於美國，一定程度上，一部現代智庫成長史可以濃縮並體現在美國智庫的全部演進歷程中。然而，美國學者托馬斯·麥維茲在研究美國智庫實際運作時曾感慨道：“智庫是什麼？評論家們對它的描繪是矛盾的，例如，既是‘知識的聖殿’，又是‘虛偽的游說公司’”。麥維茲的感慨，展現了智庫在發展進程中異化的可能，而這種異化必然導致研究信度的降低，最終削弱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具體說來，智庫的異化表現在三個方面：
“知識為權力俘獲”：智庫淪為權力的附庸和工具。美國智庫常常以“超越黨派政治的獨立性”著稱，但在美國政治現實中，擁有政治權力的政治精英對智庫進行控制和利用的情況廣泛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知識成為權力的附庸，智庫及其中的專家則喪失主體性和自由。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一些智庫的這種轉變就已經非常明顯了。當智庫淪為權力肆意把玩的工具時，其所從事的活動往往不是知識探索與政策研究，而只是對政治精英們的政策偏好和主張所做的粉飾性工作。此外，更為極端的是，一些智庫在政治精英的要求下毫無原則地為不正當決策辯護和背書，智庫觀點成為其“定制的專家意見”。這樣，智庫不再是追求知識的真理性和實用性為旨歸，而是喪失客觀立場，為權力所俘獲，淪為在“真善美”的知識外包下的權力附庸和工具。
“權力為知識俘獲”：智庫的話語獨白和專家霸權。相對而言，專業的智庫通常會優先生產或獲取知識，並通過知識鴻溝形成話語優勢，並進而形成以專家為核心的“話語獨白”局面。從政策權力分配來看，過度話語優勢重新建構了智庫在公共決策中的權威，把智庫及其專家的作用推到一個核心和主導的地位，形成“知識／權力”壟斷體制，從而促使一種“專家霸權”的異化現象出現在政策活動中。現實中，專家霸權可以具體表現在政策問題建構、政策方案規劃以及政策評估等諸多方面。總之，當智庫憑借知識優勢壟斷政策話語權，俘獲公共決策的權力，導致對其他政策主體尤其是公眾的排斥，則必然構成對公共決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壞。
“知識為市場俘獲”：智庫違背其非營利屬性，成為具有功利化傾向的經濟工具。智庫畢竟是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個體組成，個體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庫成員本能上也具有“經濟人”動機。在美國，出於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庫成員或明或暗地為富人、企業、財團提供政策游說服務，並從中撈取高額酬勞，而智庫組織本身同樣面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的生存問題，容易跌入“金錢依附陷阱”。此外，近年來美國一些私人財團熱衷資助智庫，其動機並非出於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於服務其私人財富的考量。在他們眼裡，智庫只是其經濟實力轉換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美國不少智庫已“成為重大經濟利益的工具”，這也間接反映了智庫的功利化傾向。
前車之鑒，後者之師。中國智庫的發展，既要吸收和借鑒發達國家現代智庫成長中的合理因素，同時也要警惕並規避其發展進程中的異化現象，從而建立一批健康有序的現代智庫。這就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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