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教材是什麼呢？是通實的一種東西了，它不是說我個人的觀點，一定是能夠為大多數人，為這個社會所認可的這個定理、定律，就是這些基本的理論和基本的方法。
但是再往前走寫什麼呢？寫奏折，就是對這個社會發展的建議，你看大學者們走到最後的時候，往往就寫很短的東西了。在報上發表一個幾千寫字的東西，給黨和國家提供千方百計的政策建議，寫這個東西就寫的多了。所以你分析過來他的發展過程就會看看，往往寫論文是打基礎的，寫專著是在這個打基礎上，對他的論文進一步的升華，到寫到教材的時候，他已經有點什麼呢？有點俯視過去走過的學術道路這種境界了，他要把那些成型的，真正能視為規律的東西寫到教材當中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是寫奏折，所以我們也體會到，就是真正做智庫研究不是誰都能做的。
他一定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就提出第二個說法，叫做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實際上這兩個判斷，智庫研究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另外一個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都說這兩個判斷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什麼呢？就是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分的很開的，兩者之間是有必然聯繫的，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我們做學者的一個更高的追求。大家把這個事情搞明白之後呢，我們的大討論就算有了一定的結果，
我們怎麼說呢？應當是2011年7月份接受的這種轉型的任務，到2011年的12月29號正式掛牌，中間留給我們7個月左右的轉型時間。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是非常高興的，就是很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這項任務，並且比較順利的轉型到智庫的這種體制機制的道路上來，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能夠記憶深刻的事情。另外一個記憶深刻的事呢，就是我們的考核，考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過去做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時候，大家雖然也在非常努力，但是擺設考核，你一年寫了多少東西啊，這個不願意，學者願意要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學習環境，我願意做就做，可能十年磨一劍，可能二十年磨一劍都是可以的，我在做研究，不願意讓別人管，但智庫不是這樣子，智庫是有任務的。
我們一直說不是你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偏好什麼就研究什麼，不是這樣的，它是有任務的，有任務就得考核，要考核就得有標準。你不定量是不行的，當然了我們說的也有質的這種要求，但是質和量之間必須以量為基礎啊，這不容易，這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經過了非常激烈的這種討論之後，應當是在半強迫、半自願的過程當中大家逐步接受了這種現實。
到2014年我們才正式拿出財經院的科研工作標準，要求研究員你一年要完成多少多少，副研究員一年要研究多少多少，而且這個時候的要求已經不完全是量了，2011年、2012年就提出了量，但是那時候大家接受不是從心理接受的，只是認為它就是一個制度安排，到了2014年大家就已經覺得這個事兒必須得辦，而且必須有質的要求，這個質是什麼呢？對於智庫而言，我們要求是有獎勵的。你說你這個東西是好東西，不是說的。是要有影響力的，這個影響力特別是在決策方面的影響力，是要有一系列具體的事實為依據的。
比如說你寫一篇論文要發表，具體問你發表到哪個層次的期刊上，不同層次的論文，學術期刊它實際上標誌著不同的讀者群，層次越高的這種期刊，它的讀者群的層次越高。讀者層次越高，意味著它對決策的影響就越高，我們就說讓你的論文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這是最重要的吧，影響普通人是一種影響，影響具有影響力的人是一種影響，潛移默化的去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才會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刊物的層次不是說公立的說法，什麼權威期刊、什麼核心期刊，都不是這個意思，更重要的是著眼它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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