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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是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安全理念。 |
中評社╱題：以可持續的發展觀與安全觀構建東亞命運共同體 作者：束沐（北京），中評智庫基金會輿情主任分析師
前言
東亞是近二十年來全球經濟活力最強勁、人口最稠密、社會交往最密切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歷史遺留問題最多、政治關係最複雜、受冷戰格局影響最深的地區之一。冷戰結束後，區域一體化進程加速，夥伴關係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歐盟、東盟成為區域合作的模範。然而，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安全互信“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成為困擾該地區合作的主要障礙。長此以往，將不利於東亞地區雙邊與多邊關係的健康發展。
卓越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旋律的正確論斷，在這一論斷的指導下，中國在短短三十年內實現了經濟發展奇跡，並形成一套適合國情、與時俱進、行之有效、較為成熟的內政外交體制。對於今天的東亞而言，“安全”與“發展”是兩個首要關鍵詞。一方面，朝鮮停戰後，東亞地區雖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廣義和平狀態，但東亞各方的不安全感反而不斷上升，安全合作與協調機制嚴重落後；另一方面，東亞各國雖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但各自仍然面臨著突出的發展問題，依然具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潛力。
一個面向未來、從根本上解決當今東亞地區結構性問題的辦法，就是用正確的發展觀與安全觀看待問題、展開溝通、謀劃未來。如何以我們東亞青年人共同的“東亞智慧”提出屬於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方案”？本文的核心觀點是：以可持續發展觀與可持續安全觀，構建一個持久和平、永續繁榮的東亞命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
國家之間如何共存、如何合作、如何聯合，是國際關係學各大流派一致關注的核心問題。同盟、聯盟、聯邦等是當今國家之間聯合與區域一體化的主要形式，但上述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自的歷史局限。從事物的本質出發，“共同體”是由人構成的社會的基本單元，而“命運共同體”則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相互依賴、和諧共處、良性互動的理想網絡。
1、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首次向國際社會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①，今年1月，習主席又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再次深入論述了這一理念內涵②。
根據習近平主席的論述，“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五大目標：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則需要國際社會各個成員以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的方式開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生態的全球性議程。今年三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第2344號決議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4次會議通過的兩個決議中，均載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標誌著由中國提出的這一理念成為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③。
既然命運共同體適用於整個人類社會，那麼也同樣適用於東亞地區。歷史充分證明，東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東亞地區曾長期共享著一套彼此相通的社會秩序與價值規範，在長期的人員交流與人文交往過程中形成並培養了文化上的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也都經歷過被外來強國入侵、壓迫乃至被殖民的屈辱歷史，同時也都在探索適合各自國情的發展道路與模式的過程中走過彎路、犯過錯誤，但均在二戰後的半個世紀內通過自我改革獲得了跨越式發展。文化與地理是使東亞各國保持長期密切聯繫的兩條紐帶，也讓東亞地區成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唇亡齒寒”的命運共同體。
需要在這裡重點強調的是，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定位，意味著東亞地區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戰亂。尤其在以核武器為主要戰爭制勝手段的今天，任何人按下發射按鈕，任何形式的擦槍走火，都會讓東北亞陷入全面戰爭與人道主義危機。東北亞若出現上述事變，註定會將三十年來幾代東亞人民通過勤勞與智慧創造出的繁榮毀於一旦，金融危機後剛剛出現復蘇勢頭的世界經濟也將全面倒退。這絕非危言聳聽。
2、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共同價值
共同價值觀念是共同體形成與鞏固的意識條件。對於世界而言，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④，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思想基礎。對於東亞而言，支撐與維繫東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又是什麼？與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關係？放眼歷史，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給出了他們各自的答案，如李光耀（Lee Kuan Yew）先生提出的“亞洲價值觀”⑤、傅高義（E. Vogol）先生對東亞文化的概括⑥等。可見，具有東亞特色的共同價值，是東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概括而言，以“君子”為原則的義利觀、以“家族”為核心的秩序觀、以“學習”為精髓的方法論，是東亞社會在人類共同價值、普遍觀念基礎上獨有的特色與優勢。
第一，義利觀是一個人判斷是非曲直的重要標準。只有在道義的前提下權衡利弊，才能做出經得起考驗的決定。一千年來，東亞社會深受“君子”文化的薰陶，以禮相待、以誠相交，和而不同、和而求同，“坦蕩蕩”與“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東亞社會關係的理想模式。這個傳統在當今的東亞社會關係中得以完好地繼承，也應成為東亞國家之間交往的基本準則。相互尊重的君子之交，是有別於西方國際關係準則的根本元素。
第二，秩序觀是一個人內心對自我言行的約束與要求，也是社會所有成員自覺遵守、共同踐行的深層次意識。毫無疑問，無論在中國、日本，還是在朝鮮半島，儘管表現方式和具體內涵有所不同，但“家族”觀念作為東亞社會秩序重要來源之一的地位卻不容否認。無論是在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介入、企業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社會權威的培育與鞏固，家族秩序對東亞社會的影響無所不在。這也是根本有別於西方社會將宗教作為社會秩序來源的象徵。當然，在國際關係領域，以家族秩序為指導的親疏關係也不可避免地在東亞政治精英的決策中有所體現。
第三，方法論是人與社會認識自己、認識他者並改造自己、改造外在環境的行為方針。對東亞社會而言，“學習”具有著特殊的意義。東亞社會不僅把學習與心靈需求聯繫在一起，視其為一種生活方式，還把學習作為進步與發展的階梯。在東亞文化中，學習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在借鑒的基礎上內化為自己的品質；學習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廣泛地吸取各種有益經驗後尋求最適合自己的方案；學習的對象不僅是強者，還有智者，更有仁者；學習是共享，既樂於做老師，也甘於做學生。戰後東亞經濟的起飛，正是東亞社會相互學習、共同學習的成果。
相信上述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價值理念，深受東亞文化薰陶的中日韓等國家和地區的知識分子都有所共鳴。無論流行文化如何變化，這些植根於東亞土壤的觀念，始終深刻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而這正是東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也是東亞文明傳承千年而不被其他文明改造、取代的奧秘所在。
可持續的觀念
“可持續”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尤其在中國，可持續發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並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中的重要一部分。同樣，可持續的觀念也適用於安全領域，並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國安全政策中的理論創新成果。只有秉持這兩種可持續的觀念，才能夠構建持久和平、永續繁榮的東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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