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妥善處理好出租人與承租人的權利關係。市民化權利往往牽涉到每個普通市民最基本的權利，我國當前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相對稀缺，從目前來看以住房（或租或購）為載體恐怕依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假如承租人的子女入學、入戶等市民化權利是通過與出租人的權利分割來實現的話，必然造成兩者的衝突，或者是使得“賦權”無法真正落地，更會導致市民不願意出租房子，這樣減少了住房租賃市場供給，這是不利於構建健康的住房租賃市場的。
二是要切實避免借租房“賦權”上漲租金，特別是引發租金非理性上漲（暴漲）。一般認為，房價高並非僅僅是住房的實際價格，其實還包括了入學、就醫等諸多與市民生活戚戚相關的權利的福利價格折現。那麼，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出一個結論：當前租金普遍較低（租金回報率多數僅僅1--2%，尚不夠基準利率），就是因為“賦權”不夠；假如“賦權”逐漸到位，必然因為附加價值上升而引發租金飛漲。特別是一些學位房，非理性的價格很可能從購房轉移到租房環節上來。因此，“賦權”過程中我們必須警惕租金非理性上漲，尤其避免從“買不起房”到“租不起房”的結果發生。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當前的房租確實存在“補漲”的合理性。
三是要與“賦權”同步增加公共服務能力及公共配套設施的供給能力。所謂“賦權”本質上都是增加民眾的福利，但對政府而言，就意味著教育、醫療、治安等一系列公共服務及相關配套設施的增量，這需要政府科學謀劃，跟上“賦權”的步伐。否則就可能影響到整個城市所有人的福利，嚴重的話還可能導致城市功能紊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