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我國實現了第三次崛起。這次遠遠不如前兩次崛起，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開始變得十分保守。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國家江河日下，最終衰落下去。
我國歷史上擁有四大發明，這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事。它們改變了人類整個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最後一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已經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以後中國就再沒有出現對人類文明帶有裡程碑性質的發明。
擁有五千年唯一連綿不斷的文化，是我們引以為豪。在歷史上不但傳播到日本、韓國等周邊很多國家，而且影響了歐洲的啟蒙運動。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認為中國的儒教是一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認，絕不認為自己受神的啟示，他根本不傳播新的宗教，不求助於魔力”。萬裡長城未能阻止異族入侵，而入主中原的異族無一不被漢族所同化。當時歐洲啟蒙思想家認為，這種“世界上僅見的現象”，原因在於中國所特有的倫理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
我們也要自覺清醒的看到，當時GTP世紀第一的大清帝國由於閉關鎖國，經濟發展的同時農耕文化長期停滯不前。遇到擁有較之先進的工業文明的大英帝國的入侵時，已沒有了還手之力。
同時我們也要清楚的認識到我們過去那些租界的情況究竟是誰“化”了誰。
我國近代大致經歷過兩次啟蒙。第一次“啟蒙”廣義上講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曲曲折折持續了一百年，鴉片戰爭“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促發了民族的猛醒、震蕩、反思。“啟蒙”到清末民初時已逐漸形成氣候。這一百年的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現代文化、科技、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初具規模。人們眼界開闊，思想活躍，甚而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文化優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這一啟蒙後來被革命鎮壓。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是第二次啟蒙，它由文藝解凍、思想啟蒙發動，其後轉人經濟改革；由早期的政策轉變深化為體制改造，同時由經濟滲入政治，擴及於文化。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可惜這場思想解放只有十年。
現在人們探討的問題似乎又回到了90年以前，時針又回到了原點。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優秀的文化，而長期停滯不前，沒有吸收新鮮的養分，也沒有自我的與時俱進的完善、改良，這難道要怪罪於古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傳統文化中封建的、約束思想的那些，可以“去其糟粕”，像“和”、“合”、民本思想要“吸取精華”。近代敢於偷天火先知先覺們功不可沒。我們都是他們的努力甚至付出生命代價犧牲的受惠者，今天我們重複討論的問題，甚至自以為的新見解，其實他們早已思考過，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他們和那些創造了優秀文化的祖先一樣會得到歷史的尊重。我們要進一步創新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黑格爾在論述柏拉圖時講過：柏拉圖是偉大的,但是我們必須超越柏拉圖;因為我們必須認識當代精神文化的需要。現在國際國內形式已大不相同，而今天我們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國際影響力也是空前的，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比任何時候都接近崛起的時候。雖然向前文所述我們前進的道理上充滿風險、阻力。而風險與機遇往往並存。我們看到主導世界話語權的西方，即沒能解決諸如經濟危機、種族衝突等重大問題也沒給世界帶來和平。中國的崛起不是霸權的崛起，而是中華文化與價值的再現。今天的中國亟需要文化的崛起，這個崛起應積極學習世界上先進的文化、思想，是個不斷有機的豐富壯大自己的過程。希望是對我傳統文化及西方文明價值體系“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吸收、融合、創新。軟實力是能夠彼此協同具有共性的，更大的“軟實力”是國家在寬容度、包容度方面的體現。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融合台灣及港澳對我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實踐以及近代以來形成的可取的新的思想，並結合世界上先進的思想、價值，重新整理一套中華文化的現代意義的世界觀、秩序觀、價值觀。
現在亟需進一步解放思想，在文化創造上，政府需要放權。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國家提供一個文化創造的適宜氛圍，創造一個有利於人才成長、精英文化發展的環境。在中國一切浪費中，最大和最令人痛心的浪費是人的浪費，是人才和精英的浪費。當然前提是國家安定團結。“百家爭鳴”是不同學派、流派爭芳鬥艶的“爭”，不存在爭鬥的意思。首先是人個人思想的解放，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社會進步的進程，實質首先是將人從中世紀那種封建依附制度和等級身分制度中解放出來，使知識分子能夠自由思想，平民能夠自由創造，從而使人的聰明才智和主動精神得到充分發揮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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