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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日雙方提升互動關係的趨勢值得關注 |
中評社╱題：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台日互動探析 作者：王星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民進黨再次執政迎來日台互動的重要調整期，調整的範圍涉及政治、經濟、區域合作等廣泛領域，調整的力度體現出一定的彈性與韌性。基於日台間的歷史與現實淵源，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台日以所謂的“共同價值觀”作為應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理念基礎，利用中美在亞太區域競爭合作格局變化謀求更大活動空間，日台間互動的機制化、規則化趨向愈發明晰。在日台互動中，日台雙方利益相對一致、相互利用對應中國大陸的政策選擇突出，同時日方主導日台互動的趨向亦愈發明顯。
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台日互動的主要表現
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台日雙邊互動的進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日台交流機構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日台交流協會”更名的問題，長期以來，日台間一直就交流機構“官方化”尋找合適的機會，特朗普獲選後美國政府處於更迭過程、美國亞太政策轉變，加之蔡英文和特朗普通話事件的出現，日台都認為特朗普上台後美中競合過程中的台灣因素增強，美國新政府的對台政策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大大提升，隨即出現了這一更改交流機構名稱的具體對策；另一個台日交流機構機制化的進展是“台日海洋事務對話機制”。關於“台日海洋事務對話機制”，在馬英九時期，台日之間已經成立“漁業委員會”，但蔡英文對此並不滿意，在其上任後立即另起爐灶，對外宣佈將會新成立“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這充分體現了蔡英文在對日政策上竭力與馬英九隔離，重新打造新的對日政策。馬英九時期大體是尋求“友日和陸”政策，在日本和中國大陸之間意圖維持動態平衡，以將台灣利益最大化。而蔡英文則體現出鮮明的“媚日反陸”特點，主動靠攏日本，力圖借助日本為跳板深度融入美日同盟來達到“借美日制衡大陸謀求台獨”的目的。儘管此後蔡英文推遲台日海洋事務對話有考慮兩岸關係，但從本質來說蔡英文改變了馬英九時期對日政策，強化台日政治安全領域的互動。
這種政治安全互動背後的政治理念體現為：依靠“共同價值觀”構建“命運共同體”。無論是謝長廷提出的“台日命運共同體”，或是蘇嘉全提出的台日“夫妻關係”，都顯示蔡英文力圖與日本發展並構建台日“復合依存關係”，進一步強化台日之間的利益匯合點。蔡英文在強化對日關係的過程中步步為營、亦步亦趨地通過謀求建立某種程度或某個層面的“機制化”或者“準同盟”關係，逐步積累為具有一定整體性或者某個領域性的合作機制和共同體。
台日政治安全互動背後的外交策略體現為：由“友日”走向“媚日”，把對日關係作為在亞太區域內“外交活動”的主攻方向。在具體互動內容中增加海空軍事合作在內的“準同盟”構建，甚至借助海洋事務對話機制、美售台武器等逐步傾向於美日台三邊軍事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在陸日平衡關係中，逐步由“友日和陸”、“陸日雙重提升”謀求均勢的策略傾向全面倒向日本、“借日抗陸”的策略。還將漸次推動台日關係“台美關係化”進程，希圖促使日本國內親台勢力進一步推動日本版“與台灣關係法”的發展，達到台日關係“法律化”。
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
日本對台政策變化的原因
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日本對台政策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反映在兩個層面：其一、受亞太區域國際形勢變化和中美競合關係發展變化的影響；其二、日本出於在亞太變局中謀求自身最大利益訴求。因此，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日台互動中利益相對一致、相互利用的趨勢實質是相互利益大於利益相對一致，日本居於日台互動的主導地位，其自身牟利獲益和迴旋餘地明顯高於台灣。
其一，亞太區域國際形勢與中美關係的變化是影響日本對台政策變化的大環境。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的對華政策大體趨向於由強硬到逐漸的妥協、不同領域強硬妥協輪替與利益交換。今年三月，美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Thornto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明確表示，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已“正式死亡”，同時她也暗示特朗普政府將會有新的替代方案。訪華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談及中美關係時引用了“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關係創新概括。加之中美首腦莊園會談雙方達成的管控分歧、擴大合作、構建四個對話框架、消除貿易逆差和在朝核等問題上強化合作等，標誌著中美兩國正積極探索並實踐國際政治博弈中雙贏、共贏的新局面，摒棄了“權利轉移引起衝突”的零和博弈邏輯。由此，日本在其外交政策中具體體現為對美忍耐與對華協調（靈活）的結合，並將這一結合現實地運用於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等方面，在中國周邊打“擦邊球”試探的概率上升、增多，但總體處在可控範圍內；日本擔心中國在亞太事務中單邊（強硬）傾向發展的客觀訴求決定了日本在承受美國對華政策轉變強大壓力的同時，在穩固日美同盟與穩定日中關係方面尋求動態平衡以獲取最大利益。因此，近來日本對台政策的變化是伴隨著國際形勢演變日本自身出現一定程度的戰略焦慮條件下，試圖通過對台政策的某種變化來試探中國底線，並企圖通過擴大對台灣問題的介入程度和影響力度增加手中僅有對華“平衡加遏制”的分量，強化亞太事務中對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這也是目前美國所歡迎的一種戰略選擇。
其二，日本對台事務的介入程度取決於自身利益訴求。民進黨執政後，蔡英文等展開對日積極進取政策，但目前所形成的局面並不是這一積極進取政策的效果，而是日本希望借助介入台灣事務獲取超額剩餘價值。民進黨再次執政不僅打破了兩岸長期以來形成的和平穩定，其外溢效應也很明顯，即給予美日等國介入兩岸事務獲取更多利益的機會。由此，日本在規避涉及“主權”等爭議性議題的可迴旋餘地持續拓展，日本獲利的僥倖心理逐漸膨脹，各種“小動作”頻繁出現，並通過提升高階層官員訪台等“低成本”策略來從兩岸獲利，更成為對民進黨當局施加壓力，在“主權”、“漁業權益”、“歷史問題”、“食品貿易”等方面攫取利益的直接手段。
日台互動的主要表現是：2016年12月12日，再次出任日本外務省副大臣的岸信夫在接受台灣《自由時報》專訪時指出，日本政府把台灣視為是與日本具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並且與日本之間保持緊密的經濟關係與人員往來的夥伴，也是日本的重要朋友；2017年1月日本對台“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正式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即“日台交流協會”；2017年2月，日本防衛省所轄官方智庫防衛研究所完成的“中國安全政略報告2017”內容中，直接將台稱作“RepublicofChina”，企圖將兩岸作為不同的政治實體對待；2017年3月25日，日本總務副大臣兼內閣府副大臣赤間二郎進入台灣並主持在台北舉辦的“魅力日本”開幕活動。這是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訪問台灣的日本最高層級現職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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