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日本對台政策的基軸是最大限度地遵循其國家利益的邏輯走向，最高目標是確保實現日本目的性價值。日本在民進黨執政以來涉台事務上的深度介入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大選後亞太政策的調整與不確定性，日本寄希望於由此增加對華遏制的籌碼以突出其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同時，通過這些微調最大程度地攫取符合日本利益的“剩餘價值”。
互動頻繁依然難以掩蓋
台日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民進黨執政以來台日互動趨勢日益顯著，但作為台日互動影響因素的台日雙邊內在結構性矛盾和外在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台日互動的內在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於台日之間的日台經貿合作升級、日本入台食品解禁、沖之鳥礁海域海洋漁業資源糾紛等結構性矛盾，這亦是觀察民進黨執政下的日台關係動態走向的重要內在變數。
其一、解禁日本食品與台日貿易結構不平衡的結構性矛盾依然深刻。台日之間的農產品貿易摩擦長期存在，而近年來日本對台農產品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日本在回應民進黨政府提出的推進台日FTA談判和促進經貿往來的前提條件是是否解禁日本食品。日本此前極力推動的TPP因遇到美國退出而遭受重大挫折，日本區域合作的重心轉向RCEP並試圖控制主導權，這一變化使民進黨試圖借台日FTA談判提升日台官方經貿關係設想存在結構性矛盾。而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對日本核污染區域生產食品的恐懼心理導致的抵制解禁日本食品入台問題與日本要求盡快解禁日本食品以推動日台經貿往來甚至推動FTA談判又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在對台經貿互動中過分關注自身的整體利益與經濟利益優先使日本在台日雙方經濟合作中更多地索取與提升討價還價的砝碼，使民進黨難以招架。作為台日經貿互動的主要表現的FTA談判更是面臨內外雙重壓力，因此台日雙方經濟利益導向或利益衝突大於雙邊經濟合作。
其二、圍繞沖之鳥礁海域、釣魚島海域的日台海洋漁業資源糾紛也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結構性矛盾。長期以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以武力驅趕、重罰等手段阻撓台灣漁船在東海傳統海域進行漁業作業。2013年3月台日之間達成允許台灣漁民在釣魚島部分“專屬經濟海域”捕撈的漁業協議（這一舉措更多的是出於對中日釣魚島爭議的牽製作用），但不包括釣魚島以北東海海域以及日本八重山群島以南日台重疊海域，沖之鳥礁海域也不在協議範圍。2016年4月“東聖吉16號”事件導致2002年台日雙方達成的台灣漁船可以進入沖之鳥礁海域捕魚，而日本公務船進入時，會主動通報台方撤離“政治默契”破裂。2016年5月民進黨再次執政後，為了解決沖之鳥礁海域漁業資源糾紛成立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2016年10月，台日開啓“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但台日之間在沖之鳥礁海域的議題上存在不同立場的客觀事實無法迴避，在東京舉行的日台海洋合作對話第一次會議未取得任何進展。一定程度上在東海海域台日互動有牽制中國大陸的意涵在內，但是涉及沖之鳥礁海域則是台日之間不折不扣的利益衝突，僅僅靠某種“政治默契”很難掩蓋現實利益的衝突。由此可見，日台政治需求與實際利益不協調所帶來的結構性矛盾是難以調和的。
其三，國際體系與亞太格局的轉變是影響日台互動外部因素，台日雙方很難通過自身或者相互借助達到協調矛盾的效果。這些外部因素中，中美關係的調整與定位對於中美兩國在亞太政策和區域內國家的影響至關重要。當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正處在重新定位及調整變化中，複雜因素和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作為這一區域內處在相對末端、被支配地位的台日都受制於美國政策的調整，這一現狀長期存在；從三邊關係角度來看，美中日關係中，中美、中日之間隨著中美關係的轉化對中日關係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並越發趨向於有利於中美的方向發展。那麼處於這一體系最低端的台日互動中，台日處於嚴重不對等地位和被支配關係，就現狀而言台日之間台灣主動需求日本合作的意願強烈，日台互動的趨勢受制於日本。這一狀況將長期存在，那麼台日互動將拘泥於一定範圍內的相對狹小空間。因此台日互動必定受制於國際格局的結構性矛盾。
從台日互動現狀發展來看，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台日雙方提升互動關係的趨勢難以改變。首先，作為台日互動關係的主動地位的日本將目前的國際形勢判斷為實現有影響力大國的重要機遇期，為了突出自身影響力和體現在亞太區域的存在感將更積極協助美國介入亞太事務、台海事務等。具體的措施體現為在美日同盟框架內，強化美日軍事合作、增強與菲律賓、越南等東盟國家的軍備、軍事技術等軍事交流方面的合作與協調，與之相伴隨的是，日台之間的軍事情報、軍事交流更隱秘、更具有實質性。而台日互動中的其他內容可能成為強化這些領域合作的前提條件或砝碼。
其次，台海問題是美國亞太戰略、日本對外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謀求“以台制華、借台抑華”是美日同盟的戰略需求，也將始終是日本關注台灣、提升日台互動的根本性因素。雖然日台存在一些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但在目前的亞太變局中、依據歷史因素的影響日本對民進黨的信任程度遠遠超過其他行為體，加強與提升日台互動的定勢不變，變化的是不同條件下的要價和砝碼不同而已。
再次，民進黨再次執政後，漁業資源作業、解禁食品等矛盾依舊存在且趨於焦灼，台日互動過程中雙方由以往相互過高期待逐漸回落到維護各自現實利益的層面。現實利益下，台灣的活動空間有限，而影響台日互動走勢的中美、中日、日美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等因素的變化對於台灣而言儘管不得不順勢做出調整，但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民進黨對外政策選擇的最大趨向依然需要借助未來提升台日互動關係來合力抗衡中國大陸，這一利益趨向顯露無疑。
最後，受美國退出TPP、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中RCEP影響力日趨提升等區域合作發展態勢等外部因素影響，台灣繼續推進EPA、台日推動FTA談判的同時，台日之間海洋合作（專屬經濟區合作）、在東盟國家實施第三方合作等將成為未來台日互動關係發展的趨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總第23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