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南向國家與台灣經貿關係，決定了雙向交流的空間不大。雖然新南向國家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但台灣對新南向國家的經濟重要性卻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大陸對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大陸佔新南向國家貿易比重目前已接近20%，而台灣佔新南向國家比重僅約5%。根據2017年聯合國公佈的《世界投資報告》，台灣吸引外資的能力竟落後於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因此，台灣需要東南亞市場，但是東南亞國家在大陸與台灣之間選擇，答案卻顯而易見。
3、台灣現有的資源、人才、資金等比較匱乏，對推進“新南向政策”有不可低估的制約。嚴峻、複雜的兩岸關係則注定了“新南向政策”最終失敗的前景。
（1）台灣內部環境不佳，蔡上台後，島內社會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並未得到有效治理。經濟持續低迷，支撐經濟發展的優勢資源不斷流失，發展環境日益惡化，社會保險與退休保障制度的危機加重，未來社會發展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同時，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台灣與大陸經貿關係十分密切，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鏈與經濟鏈，存在著結構性依賴，大陸長期作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與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不可動搖。蔡理應制訂切實有效的短、中、長期政策，解決島內社會中與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滿足民眾需要，同時協助民眾逐步調整心態，縮小民眾期待與經濟發展現實的落差。但是蔡卻以意識形態掛帥、違反經濟規律，推動“新南向政策”，妄圖全方位割裂與大陸建立的聯繫。
（2）中國大陸因素始終是台灣推動對外政策面臨的首要制約因素，蔡推進“新南向政策”同樣如此。“新南向政策”目標國與台灣均無正式邦交，在與台灣交往時，不免依據自身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將中國大陸的態度和立場列入決策過程。這不僅導致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與相關國家簽訂官方協定有困難，而且出現台灣在柬埔寨被要求禁止升“中華民國國旗”等情況，這些對於民間配合“中央”政府“南進”都產生了沖擊。以2016年台塑在越南投資的鋼廠、因排污問題被處以5億美元的天價罰款為例，民進黨時任“立委”蘇治芬赴越南斡旋，結果護照被扣、全程被監控。
因此，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用政治思維來“指導”經濟行為，企圖以東南亞市場替代中國大陸市場，注定難逃失敗的結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