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聽朋友說起，有學者研究過社會信任與垃圾分類之間的關係，“社會信任低到一定程度，垃圾分類就做不成”。如果居民分好類，垃圾車過來，混在一起拉走了，“只要看見一次。”陳立雯比出一根手指，“以後的垃圾分類都沒法做。”
試圖在城市推動垃圾分類時，陳立雯甚至都沒有去敲門的機會，進入小區需要街道辦事處與物業的配合，環衛公司負責垃圾收運，後端處理則是城管委調控。要打通的環節太多，願意搭理她的卻沒有幾個。
“現在的垃圾處理方式，只是讓人們‘眼不見為淨’。但是垃圾運走之後怎麼處理，大家都看不到。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垃圾處理的經濟和健康成本從來沒有明白地擺在大眾面前。”陳立雯說。
追著垃圾跑的這幾年間，陳立雯看到混合垃圾給環境帶來的壓力。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幾十年前填埋的垃圾，已經把那塊場地“污染透了”。因為不知道這堆混合物裡發生了多少化學反應，任何動作都可能產生無法預知的危險，也就只能讓這些人類的廢棄物繼續埋在地下。
而在國內，雖然打著“無害化處理”“發電”的垃圾焚燒廠一個個冒了出來，但陳立雯知道，沒有分類的垃圾，對焚燒廠也是一個難題。因為幹濕混合的垃圾，發電效率不高，會產生更多飛灰和不能處理的廢渣。
陳立雯在國內見到過污染受害者，他們的家都住在垃圾填埋場、焚燒廠附近。正式成為全職的環保工作者之後，陳立雯代理的第一個案件是謝勇訴江蘇海安垃圾焚燒廠，這也是“中國首起垃圾焚燒致病案”。
謝勇的孩子謝震川出生於江蘇省海安縣胡集鎮謝河村四組，正是垃圾焚燒廠排污的下風方向，直線距離191米。陳立雯看到，這個當時還不到兩歲的孩子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天有癲癇發作。孩子4個月大的時候，謝勇發現謝震川的眼睛不能隨物體轉動。跑了好幾家醫院，最後診斷為“腦性癱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