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3日電／網評：如何紓解“眾籌變眾愁”的慈善尷尬
來源：紅網 作者：高亞洲
“這是我親戚的朋友，信息真實，請大家幫幫病重的他”“我的初中同學，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幫幫他”……近年來，個人求助性質的網絡眾籌信息不時在朋友圈刷屏。同時，“騙捐”等負面新聞屢屢被曝，真假難辨的求助讓愛心人士產生了質疑。針對這一現象，今年兩會上，浙江大學副校長羅建紅委員直言：“遏制騙捐先要正本清源”。
騙捐的頻頻發生，這首先說明網絡眾籌在互聯網時代，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強大的生命力背後，既是源於網絡眾籌的“門檻低、手續少、效率高”優勢，同時也是國人樂善好施的品質表征。
與樂善好施等關鍵詞同時出現的，還有“募集資金虛高、善款支配不透明”，甚至是直接“騙捐”。這樣的一個凝聚著道德意味的慈善形式，當它遭遇以虛偽、造假為手段的騙捐悍然侵入時，這顯然不能以“這是硬幣的兩面”來搪塞，這說明它存在不少的漏洞。
探尋它的漏洞，仍需回歸到問題的本源來。從眾籌變成眾愁，我們固然可以從道德出發，追問騙捐者的道德責任，但是，客觀來說，在看得見的利益面前，所謂的自覺和自律，本身就是不靠譜的，追問其中，意義也不大。真正值得追索的是，這些騙捐行為何以能輕易得逞？
置於公共語境來說，當這些騙捐者把手伸向眾籌時，大多也會經歷“敢做、想做、能做”三個階段，敢做的發生，對應著他們內心的有恃無恐；想做，則對應著他們對外界環境的基本判斷；能做，則對應著外界約束的乏力。而從敢做、想做到能做，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出在“能做”環節上。換句話說，騙捐行為的發生，除了利益的驅動外，最根源的問題，還是在於，缺乏相應的規制機制，讓他們從滋生出“想做”的念頭後，直接過渡到“能做”。
這裡的規制機制，又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平台的審核機制；二是違規的懲罰機制；三是法律的預防機制。從目前來看，申請眾籌是有平台審核機制的，但是，這些審核，大多停留在申請者的自我證明上，由於求證成本過高，平台方很難進行完整的求證。而在平台之外，通過公共服務平台可以建立的信息共享機制的缺失，更是讓審核機制變得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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