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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長期惡鬥，使社會分裂及國家利益與國家信用受損。 |
二、美國霸權軟權力衰於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式微
世紀之交，美國霸權在暫時單極世界中登峰造極，其軟權力空前強大。然而，“9·11”後，美國霸權的“民主性”之積極面不斷式微，導致美國霸權軟權力持續下降。這是因為：小布什任內美國內政與外交的“新帝國”化侵犯美國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侵蝕美國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礎，損害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的國內民主基礎，而奧巴馬任內美國憑藉美元霸權大肆轉嫁經濟危機，“特朗普外交革命”則使美國外交急趨狹隘民族主義化，這些都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國際影響和吸引力與美國對外政策的合法性。
第一，美國社會政治右傾保守化甚至專制化。“9·11”事件發生後，在舉國悲痛、恐懼、仇恨致使美利堅民族主義異常高漲的社會氛圍中，美國社會政治迅速右傾保守化甚至專制化。美國國會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通過《反恐法案》（又名《愛國法案》）。該法案規定情報、執法等部門為防範恐怖襲擊可以監聽民眾的通訊聯繫，可以拆看私人信件，可以不經審判長期關押恐怖嫌疑犯，嚴重侵犯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和結社自由、免遭無理搜查與未經審判的無限期監押、不受酷刑折磨等權利。美國還設置了一批新安保機構（北方司令部、國土安全部、國家情報總監），大幅收緊移民政策，實施非常嚴厲的安檢。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言行也可能違法。比如，有人因穿有“給和平一個希望”字眼的衣服而被捕，還有個名叫大衛的人因把自己的名字解釋為“毀滅美國”（David—Destroy America）而被監禁。〔13〕這些現象以前在個人自由權利至上的美國十分罕見。當時“美國正在變成一個警察國家”〔14〕，甚至“已演變成一個君主制國家”〔15〕。代表右翼保守勢力的小布什從史無前例地由聯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一票之差裁決出的弱勢總統變成真正的“帝王般的總統”，其支持率從不到一半猛升到90%以上，從而為他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了國內民意背書。英國前外交大臣羅賓·庫克稱：美國“開國之父設立了各項制衡措施以制約總統權力，如今制衡機制已破碎不堪”。〔16〕2004年11月，在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兩個理由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且美國在戰爭泥淖中越陷越深的背景下，小布什卻成功連任，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社會政治右傾保守化。雖然四年後美國政治的“鐘擺效應”使奧巴馬當選總統，美國政治右傾保守化受到一定遏制，但是隨後代表極端保守勢力的茶黨異軍突起表明其右傾保守化趨勢沒變。開放、多元、自由、平等、包容的美國“因反恐而自閉排外”。“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取代“不自由，勿甯死”，成為美國價值新標籤。2013年6月美國中情局“棱鏡”醜聞曝光後，過半數美國人認可政府以防恐為由侵犯個人隱私權的違憲行為。美式民主的蛻變削弱了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的國內基礎，為小布什當局以全球反恐為由推行“新帝國”對外政策提供了國內支撐，從而削弱了美國霸權軟權力。而“美國選民選擇特朗普（一個明顯缺乏總統該有的美德、能力、學識、經驗的人）擔任總統，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吸引力”。〔17〕他廢除奧巴馬醫改等右傾保守新政和頒佈“禁穆令”等強硬單邊主義對外政策卻分別得到國會和最高法院支持，表明美國社會政治嚴重右傾保守化。
第二，美國社會階級化、分裂化和政治極化。美國自詡為無階級社會，但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社會的長期累積效應之一是財富分配兩極化，從而使以金錢為政治母乳的美國社會趨於階級化和政治極化。2014年4月3日美國最高法院廢除個人選舉捐款額度限制後，金錢操縱下的美國代議制民主制越來越淪為軍工、金融、石油、槍支等各種強勢利益集團謀取暴利、攫取權力的工具。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長期戰爭使軍工和能源集團賺得盆盈缽滿，而華爾街在疏於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恣意斂財，導致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和中產階級逐漸萎縮，從而削弱了社會穩定與政治民主的國內基礎與經濟繁榮的內需動力。2011年9月中旬開始並蔓延全美及歐洲的“99%對抗1%”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美國社會也是“階級支配社會”（class-domination society），即代表少數人利益的“企業共同體”（corporate-community）統治著美國。〔18〕與此同時，在兩黨政治邏輯下，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鴻溝擴大，致使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裂化。“事實上，經由兩黨政治架構的選舉政治，早已成為利益集團的政治角鬥場，利益集團不是代表大眾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會。”〔19〕在由“茶黨運動”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構成兩個極端的政治生態劇變中，美國兩黨政治逐漸淪為圍繞黨派利益的政黨惡鬥、豪賭。
為了上台執政或保住執政地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長期惡鬥，不惜使社會分裂和使國家利益與國家信用受損。“當今的美國正在失去其以前具有的道德、思想和文化的能量和凝聚力。它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越來越顯示出沒有硝煙的內戰特徵。”〔20〕比如，2011年夏天，主要代表富人利益的國會共和黨人，堅持既反對給富人增稅又要求大幅削減聯邦政府開支的強硬立場，險些造成美國國債違約，令忐忑不安的世人認清了美式民主政治已論為給美國內外造成危害的“極化政治”和“否決政治”〔21〕。於是，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政治腐敗、政黨惡鬥、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低下等政治社會生態惡化現象使美國民眾對傳統精英政治的厭惡感急劇上升。而隨著移民不斷流入，白人藍領和中產階級對失業和恐襲的擔憂助長排外主義。特朗普把自己喬裝成中下層白人選民的代表，極力煽動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炮轟希拉里代表的精英主義及“政治正確”。相互揭短、抹黑而非闡述各自執政理念和治國主張，使他們成為美國大選史上最不受歡迎的主要候選人。美國選舉的惡質化暴露了美式民主的醜惡，也加劇了美國社會分裂。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代表的兩大陣營從對立到敵視甚至仇視，使美國社會陷入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分裂。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社會不是像以前那樣至少一度團結在新總統周圍，而是陷入更嚴重的分裂和敵視。比如2017年6月13日，桑德斯的一位支持者選擇在特朗普生日槍擊支持他的共和黨議員。而特朗普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的種族衝突中立場反復甚至偏向白人至上主義者，加大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的裂痕。隨著民主黨極力推動的“通俄門”調查不斷深入，特朗普成立“作戰室”以應對。民主共和兩黨的新惡鬥將使“已經被侵蝕20年的美國國際影響力可能遭到新的、更廣泛甚至無法彌補的傷害”。〔22〕
第三，美國破壞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規範，踐踏當代國際法。二戰結束後建立的以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石、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法律秩序和國際集體安全體制以及多邊協調、磋商機制，是二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不斷進步和世界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的法理基礎和重要原因。美國是從二戰到“9·11”事件的半個多世紀裡國際機制、國際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參與者、受益者和維護者。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一度“尊重”聯合國權威以利用之。但是，隨著美國單極霸權的確立，它經常無視聯合國權威，尤其是“9·11”事件改變了美國對現行國際法和以聯合國體制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態度。在當時由新保守派主導的美國看來，以國家主權平等、不容侵犯和內政不容干涉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為基本原則的現行國際法和聯合國多邊體制，成了美國維護自身及盟友安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實現美國領導世界之最高目標的絆腳石。美國認為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成為窩藏、資助恐怖分子的失敗國家、流氓國家、邪惡軸心國家的保護傘。因此，美國一方面在需要時繼續利用國際法和聯合國，以使其對外干涉具有合法性，從而減少維護霸權、推行霸權主義的阻力和成本；另一方面，它自認為“自己就是法律，不必其他國家同意就可創造新的國際交往規則”，〔23〕從而對現行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權威構成嚴重挑戰。
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所說，當國際法適合美國時，它就規定法律的含義和適用範圍，當國際法妨礙美國時，它就不予理睬。〔24〕“布什政府破壞了過去50年裡美國對國際秩序的四大貢獻：支持國際法、主張克制、維護和平、尋求與美國的盟國達成共識。”〔25〕美國踐踏國際法原則和聯合國權威的最嚴重例子，是不顧包括其傳統歐洲盟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反對，以捏造的罪名和促進伊拉克民主為由，繞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推行以單邊主義、預防性戰爭、政權更替和武力輸出美式民主為內容的“新帝國”政策。這種以促進別國民主化為由、以預防性戰爭推翻敵國政權並佔領其國土的行為，完全違背了當代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從而削弱了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
從伊拉克撤軍後，美國在中東的主戰場轉向敘利亞。但諷刺的是，它在戰後伊拉克的“民主”建設和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努力卻幫助了以西方為首敵的“伊斯蘭國”崛起，其首領巴格達迪及其骨幹分子曾是被美軍關押在伊拉克的囚犯，而美國對它打擊不力又使世人質疑其反恐目的。總之，後患無窮的“伊拉克戰爭削弱了美國的道德權威和領導地位，使其實力不彰”。〔26〕
第四，美國濫用美元霸權，變相掠奪別國財富。2000年美國“新經濟”神話破滅和“9·11”事件打擊美國經濟之後，美聯儲以極低利率製造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虛假繁榮，華爾街乘機通過各種以次級貸為基底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在全球瘋狂斂財，終於引爆了2007年次貸危機、2008年席捲全球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和二戰後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
此次危機的根本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建立在不負責任的美元霸權之上的不斷膨脹的美國債務經濟和虛擬經濟使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出現嚴重結構性失衡，根源於美元霸權下美國過高消費與物質生產能力下降、虛擬財富急劇膨脹與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過分透支未來與人們對美元霸權的信心漸趨動搖這些美式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矛盾。它表明美國經濟過度虛擬化和美國人長期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威脅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和世界經濟衰退的禍根。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美元的國際霸權貨幣地位是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原因，美國經濟霸權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27〕為了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接二連三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不僅使美國債務和貿易逆差因美元貶值大幅減少（相當於掠奪債權國財富和發動貨幣戰），而且使“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一度深受全球流動性氾濫之害，結果是美國經濟逐漸擺脫低迷，而世界經濟總體更趨惡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與蔓延暴露了美元霸權體制下“利益美國獨享，風險全球共擔”的弊端。〔28〕近兩年多來，隨著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美聯儲從“放水”變為“抽水”，多次加息導致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引發國際金融市場新一輪動盪，美國趁機“剪羊毛”，給許多國家經濟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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