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金融危機以來累積的結果是，整個歐洲的GDP數字看起來不錯，但是南方人民感覺很糟糕。這是一個富裕，但不快樂的家庭，並且受到飽受戰爭蹂躪的中東和飲用水水壓力的北非移民的威脅而變得更糟。
事實上，從地緣政治上來講，歐洲已經從一個大致平衡的常用帳戶貿易區轉變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地區，在2017年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為1210億歐元（1420億美元）。歐洲目前正占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部分，取代了中國和產油國。由於出口占歐盟GDP的43%，而美國只占12%，相比之下歐洲非常容易受到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也無法擺脫美國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所帶來的連帶損害。
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主義的論據是，贏家國家（尤其是德國）重振經濟，花費多，總需求量大，這樣南方赤字國家也將重振經濟。因為默克爾政府在財政上非常謹慎，這在南歐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凱恩斯在1919年寫到“和平的經濟後果”時，首先確定了解決這一高債務狀況的辦法。當時，德國作為一戰的戰敗國，被戰勝國逼得承擔了高昂的戰爭賠償費用，迫使德國陷入巨大的通貨緊縮、過度的債務和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
這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歐洲由於美國馬歇爾計劃再次發生通貨膨脹。理性經濟學的不合理性在於，當債務國不得不迫使更高的失業率和收入損失償還富人的債務時，對專業經濟學家來說是無可接受的。理性經濟學導致了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政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世紀後，德國現在是南歐債務國和美國日益增長最快的債權國。
政客們拒絕接受經濟現狀，拒絕承認過度的債務在許多情況下，除了戰爭或惡性通貨膨脹別無他法，他們將被被變化的浪潮所席捲。從歷史的長鏡頭和遙遠的亞洲角度來看，歐洲的生存危機不是歐洲是否會生存下去，而是德國的領導層是否會超越她的局限，從整個歐洲和全球的水平去考慮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