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精英中不乏較為清醒的觀察者。麻省理工（MIT）校長瑞弗（L.Rafael Reif）先生近期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文《中國的挑戰是美國的機會》，提出了對中美貿易戰的客觀反思。瑞弗認為，美國貿易戰的理由及戰略意圖是不充分和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國在核心技術上正在實現一種自主性創新與超越，而不是所謂的盜竊或抄襲，典型領域包括量子計算、5G通訊技術、高鐵、移動支付、AI應用等；其二，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是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正確策略；其三，美國政府在高科技補貼政策與移民政策上缺乏戰略規劃和開放包容精神，對創新發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其四，美國的創新體制及其社會文化條件相對優越，但需要正確運用和加強，美國政府需要更多反思自身。文章最後，瑞弗提出了中美競爭關係中美國戰略認識論轉變的根本重要性，認為貿易戰枷鎖只能陷美國於長期平庸，而正確的出路是“如果我們美國人尊重中國，把它視為一個新興競爭者，有著許多我們可以借鑒的優點，這種觀點將激勵美國做到無與倫比地最好”。
瑞弗的分析和建議是理性的，但與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整體戰略存在嚴重衝突。瑞弗希望出現聯邦政府對高科技與高校研究的更具戰略性的規劃與資助，似乎期待著“美國製造2025”，但這正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核心批評。瑞弗希望放開移民政策，但這與特朗普的競選承諾及本土民粹化傾向相悖。瑞弗希望美國調整對中國的敵意認知，但這恰恰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性判斷。瑞弗正確認識到中國發展的自主性與創新內涵，但特朗普鷹派團體中缺乏這樣的平衡性視野。瑞弗的意見代表了美國相當一部分理性精英的立場，也是中國願意思考與對話的恰當立場，這是美國社會自由度和多元主義的體現，但在當下的貿易戰對抗氛圍與美國絕對優先的鷹派立場下難以獲得政策代表性與話語權。不過，美國的公共輿論、選舉制度與司法審查有可能構成一種民主政體下的監督問責機制，對特朗普的“敵意政治”構成一定的憲制性制衡，所謂的“中期選舉說”有一定道理。但特朗普現象再次顯示了美國憲制中“超級總統制”對民主共和價值的僭越和威脅，是否可能回到理性的制度化軌道，難以樂觀評估。美國憲法的蛻變，是貿易戰背後之全球治理權競爭的一個重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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