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提升雙方對危機管理的認知，儘快達成中美安全危機管理的基本原則
2007年，張沱生和史文在分析中美安全危機時提出危機管理的八項基本原則，包括保持直接溝通渠道暢通，發出具體、清晰的信號；確定有限目標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有限手段，為雙方保留面子和迴旋餘地；保持選擇的靈活性，緩慢升級，做出對稱性反應；基於利益原則而非意識形態原則；進行自我約束，不要對對方所有挑釁行動都做出反應；慎用高壓手段和最後通牒，為對手保留退路；將大的、難以解決的爭議分解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問題；預先考慮到己方行動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⑥總的看，這些原則是可信可行的。
但危機是一個對抗、博弈與合作的過程。因此，對中方而言，還要適當強調危機管理的鬥爭性，即在危機處理的討價還價中，應堅持必要的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策略，以此展示堅定決心，但要力避陷入“以超強硬對強硬”的惡性循環；同時要發展強大的軍事威懾能力，有效懾止對手輕易製造危機。
危機爆發後要善於恰當地使用軍事力量，增加危機管控的主動權；善於綜合管控危機，將危機的縱向升級和橫向升級相結合，通過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多種方式強化管控的力量和手段等。在危機管理中，還要特別注意行動的合法性，堅持依據必要的國際法、國內法和相關雙多邊條約行事；善於引導輿論，而不是被輿論所裹挾，從而屈服於輿論的壓力；強化對一線的有效管控，力避己方被拖入毫無準備的危機當中；增加對對手感性認識的洞察力，保持目標選擇的彈性空間；加強與美國盟友的聯繫和對話，力爭將第三方因素的干擾降至最低等。
五、完善中美安全危機管理機制化建設，不斷提升危機管控能力
為有效預防和處置危機，應注意內部及對美雙多邊危機管理機制，加強共同處理雙多邊突發事件的專業性和系統性，防範突發事件對雙邊關係造成全局性和戰略性衝擊。
一是在“國安委”體系下，提升國安辦的危機管控職能，加強國家與軍隊專業化危機管理機構及應對力量的建設，並整合統籌各重要部門間的情報職能。充分發揮“智庫”的“外腦”作用，促進職能部門與“智庫”專家團隊對危機決策的“雙輪驅動”，並適時需要建立高端、權威、即時的危機研判機構，為危機決策諮詢和應對提供制度化和程序化保障。
二是充分發揮中美雙方在最高層和職能部門之間已經建立起來的溝通機制的作用，如首腦熱線、國防部直通電話、緊急聯絡磋商、特使、第二軌道等，在第一時間、地點及時就突發事件建立聯繫、控制事態，避免簡單問題複雜化、尖銳化和向危機的轉化。當前，應著力拓展多領域多層級多渠道的溝通，無論是平時和危機時都要保有渠道即時絕對暢通，確保溝通機制的有效性、及時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強中美安全危機管理的學術交流機制。充分利用現有一軌半渠道，拓展一軌、二軌渠道，加強中美學界對雙多邊危機及其管控的理論探討、風險評估、熱點分析、桌面推演和危機實案想定作業，通過共同危機預研為自身提供可供參考的危機管控經驗及啟示。此外，還要強化軍事力量建設和實戰化準備以及國內安保力量建設，為管控危機提供保底性手段。
六、著眼現實中可能爆發的危機，提升對中美安全危機的精準管控策略
著眼未來中美可能在台海、南海、東海以及朝鮮半島方向發生的危機，注意不斷改進策略，進行精準有效管控：
一是針對中美維護領土領海主權與實施“航行和飛越自由行動”或履行支持盟友的條約義務的不同主張訴求，雙方應注意多以政策宣示而非具體挑釁性行動來展示自身立場。
二是中方應充分利用電腦手段對重點方向上可能發生的危機進行反復模擬和推演，制訂阻止危機、控制危機、應對危機的多重預案，以應對複雜局面。
三是推動中美之間就可能發生的安全危機進行桌面推演，以展示安全風險，提升雙方對於危機的自覺管控動力以及管控能力。
四是控制好隨機性安全風險，推動雙方共同努力，控制軍事手段在南海鬥爭中地位的過度上升。
七、結語
總之，對國家間關係而言，從敵意的積纍到完成戰爭準備，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存在一個臨界點；而對這一臨界點的管理，正是人類塑造歷史和創造歷史的關節點，也是人類擺脫歷史宿命的關鍵所在。
思考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困境，還是要回到問題的原點。正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概括的，“10年、20年後，一個既存的大國（美國）和一個興起的大國（中國）究竟應當有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應當如何實行合作？這是超越兩國目前許多爭論的最重要的戰略問題。”⑦也如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所言，“中美關係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競爭性的。二者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衝突並不一定。”⑧如果我們採取對兩國歷史和人類命運負責任態度的話，中美之間應該避免大國霸權戰爭的悲劇；而其中重要一環是深入推進中美安全危機管理的理論研究和相關實務工作。
註釋：
①該定義借鑒了軍事科學院李際鈞將軍對戰略指導的界定，參見李際鈞：《軍事戰略思維（增訂版）》，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07頁。
②[美]史文：《美國無法承受妖魔化中國代價》，載《中國評論網》2018年7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51/2/3/3/105123341.html，登陸時間：2018年7月20日。
③轉引自劉文祥：《論聯合國的預防性外交》，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1期。
④《習近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6/27/c_1123046180.htm。登陸時間：2018年6月28日。
⑤參見肖天亮：《戰爭控制問題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頁。
⑥張沱生、[美]史文：《對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機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頁。
⑦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Vol.39, No.4, Winter 1997/1998, pp.65-79.
⑧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The MIT Press: 2013 ), p.38.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0月號，總第25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