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和文學再次“閃婚”，在美麗的台灣。
光復初期（1945－1948），台灣國語運動的成績促成了台灣國語文學的成長。
我在《語言的轉換與文學的進程——關於台灣現代文學的一種解說》（2002.6.9）和《魏建功等“語文學術專家”與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2002.9.15）裡指出：
1.胡適所記所憶1916－1920年間“以白話文代替文言”的情形並不曾發生於當時的台灣。日據當局在台灣的學校和報刊強制推行的不是“以白話文代替文言”，而是用日語代替漢語。在台灣，“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始倡乃在1920年以後，它在台灣光復以前只是部分地得到部分台灣現代作家的響應。基於“保持漢文於一線”（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史》）的理念，部分台灣現代作家學習和使用文言的活動不曾稍怠，文言一直是台灣現代作家的主要寫作用語之一；“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乃是在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8）、在胡適1916年曾經預計的“三十年”屆滿之期才得“幾乎完全成功”。
2.從作家的寫作用語看，台灣現代文學的全程乃是“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換另一個工具”（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即語言轉換的過程。由此研判，台灣現代文學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a.從黃朝琴《漢文改革論》、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發表、《台灣民報》創刊的1923年至《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台灣新民報》之漢文欄、漢文版被廢止的1937年為第一階段。在此一階段裡，文言作為傳統的寫作用語，在時間和空間上得以延續和普及；由於大陸文學革命的影響和黃朝琴等人的介紹和提倡，國語（白話）也成為部分台灣作家的寫作用語；另有部分作家已養成用日語寫作的能力，“能夠寫日文的固是濟濟多士”（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b.從1937年到1945年，日據當局全面取締台灣報刊和台灣學校的漢文版面和漢文教學，用國語（白話）寫作的台灣作家基本上失去了發表作品的空間，用文言寫作的台灣作家卻由於日據當局並未取締詩社而有乘隙活動的餘地。文言和日語是此一階段台灣作家的主要選項。
c.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8），隨著國語運動的推展，台灣民眾的國語普及率大幅提升，學校的教材、坊間的書報奉命改用國語。用日語寫作的台灣作家幾乎都暫停寫作、努力學習國語，文言作品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時失卻熱情，國語（白話）終於取代文言、取代日語成為台灣作家的主要寫作用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