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也曾經試圖反攻大陸，但是後來由於美國的制止，使得反攻大陸就停留於口號階段。而當1971年，美國為了“聯中（共）制蘇”而導演在聯合國“排我納匪”案，作為尼克森前往北京拜會毛澤東的見面禮，也因而才有了上海公報的簽訂。上海公報的簽訂，在政治上對國民政府是致命的打擊，當時主政的蔣經國就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大力推行革新保台。而1979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當時國民黨的回應就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其實，那時候兩岸關係已經開始出現逆轉。平心而論，三不政策的提出是主政的國民黨當局，把他自己所制定的“反攻大陸”國策調整成“拒絕中共的統一”。三不其實就是拒統，而台獨就是在拒統的土壤上長大的。這個台獨，不管是“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自此以後，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這個問題上，就已經閹割掉了主導權。其實，兩岸關係乃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當前的兩岸關係乃是交戰團體的關係。所謂交戰團體就是指一個國家裡面，有部分地區為叛軍所佔領，合法政府沒辦法保護淪陷區與政府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及其僑民的利益，衹得容許這些與他有正式邦交的國家承認淪陷區的叛軍政權為合法政府的交戰團體，而現在兩岸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打個比方，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的邦交，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沒有辦法保護美國及其國民在台灣的利益，因此北京當局衹能容忍美國政府承認台灣當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戰團體，可以與台灣當局建立某種程度的外交關係，雖然不是全面的外交關係。倒過來說，教廷與中華民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卻沒有辦法保護教廷及其國民在大陸地區的利益，因此中華民國政府衹好容忍教廷承認北京當局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交戰團體，直接與北京當局進行外交交涉。正是因為兩岸關係是交戰團體的關係，所以才需要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內戰的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40年前大陸會有《告台灣同胞書》的發佈。
五、台灣的拒統其來有自
這40年來，從國民黨當局的“三不政策”抗拒大陸統一的要求；而從1993年李登輝大權獨攬以來，先有李登輝的獨台，再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以及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也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重點在“不統”，以至於今天蔡英文公然地否認九二共識。正因為25年來，兩岸關係搖擺不定，也使得台灣的經濟一路下滑。2018年台灣的經濟增長率衹有1.78%，而大陸則仍然保持在6%以上，這25年來經濟上的一起一落，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扭轉的可能。而台灣最近九合一的選舉，民進黨執政當局面臨空前的慘敗，正反映了台灣地區民眾對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無能的不滿，以及對美好生活強烈的向往。
不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拒絕統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台灣已經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而大陸仍然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看法的確深入人心，習以為常，但如果細加推敲，卻是大有問題。從1987年7月解除戒嚴以來，固然開放黨禁、報禁、實施國會全面改選，但三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顯現出來的並未能真的選賢與能，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從李登輝以至於蔡英文，哪一個不是台灣地區民眾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哪一個不是在任內就備受抨擊？以李登輝來講，是被大家公認為讓台灣由“盛世轉入衰世”的罪魁禍首。想當年，陳水扁以一個三級貧戶子弟的身份當選總統，但在連任的時候，還得靠製造假槍擊案才能驚險過關；而任期未滿之前，就已是官司纏身，聲名狼藉。正因為陳水扁備受責難，大家才將選票投給馬英九，但馬英九所提出的“633政見”跳票，還好意思競選連任！也正因為馬英九表現太差，所以選民才又將選票投給蔡英文；而蔡英文才上任不到二年，就已經民怨沸騰，因此才會有九合一選舉慘敗的教訓。由此可見，每次選舉大家興高采烈，選出來不到任滿就大失所望。每一個新人上台，大家都對他寄予厚望，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夠優秀，而是因為對於前任的痛恨與失望。總統的選舉是這樣，那麼基層選舉就更等而下之了。縣市議會的正副議長以及鄉鎮市民代表會的正、副主席，充斥著刑事前科紀錄的國民黨籍與民進黨籍的民代，這難道就是民主政治所標榜的選賢與能嗎？假設蔣經國在推行十大建設的時候台灣已經實施民主化，估計這十大建設也推行不了；倒過來講，解嚴後台灣固然民主化了，但是在經濟建設方面卻乏善可陳，而其他所謂的教育和司法改革，環保政策、醫療衛生的表現，也讓人失望。顯然台灣的民主化，對台灣社會的進步，非但沒有助益，甚至還大開倒車。
至於大家習以為常、根深蒂固的共產黨“一黨專政”，其真相也值得細思反省。回顧改革開放40年，大陸在方方面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世界所公認。而從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實施，政策的反饋、調整、協調……這是何等巨大的工程。經過這40年不懈的奮鬥，使得中國從一窮二白，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將來，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40年裡頭，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增長40倍，人均所得增長100倍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增長200倍以上。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工業產值、發電總量、汽車銷售量，均遙遙領先世界各國；而從2018年開始，國內消費市場也超越了美國。所有這些成就要是沒有中共政治體制的支撐，是難以想像的。雖然說“北京共識”在第三世界國家得到的肯定，遠超過“華盛頓共識”；但經過實證研究後，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想要引進“北京共識”，並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問題的關鍵，就是少了一個類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制。
從政治制度競賽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民主化開始於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但是從1993年李登輝大權獨攬之後，民主化就夾雜著本土化，甚至台獨化，而擾亂了台灣的整個民主建設的進程。換言之，台灣所謂的民主化，從1993年之後就是一個變調的假象民主。也正因為這樣而干擾了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也使得台灣從原本是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經過25年來一路下滑成為四小龍的龍尾巴。反觀大陸所謂的一黨專政，大陸人民的民主權利更為落實，內容更為豐富，因為互聯網科技的引進，各種意見的表達更為即時。雖然中共有設立種種的防火牆，以及網絡的監督，但是不管怎麼說，人民的言論自由已經得到大大的解放。正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確保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因此不論在經濟發展的成就，或者政治體制的穩定與發展而言，兩岸所謂的制度競賽孰勝孰敗，已經無庸贅言。
而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及影響力，已經直逼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與原來非洲的這些殖民地母國，像英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超過這些原來殖民地母國的總合；在穆斯林世界，中國的影響力，也已經跟美國、俄羅斯並駕齊驅；在中亞由於一帶一路的落實，中國的影響力，就像在中東一樣，已經超過俄羅斯；而在中南美洲也衹有中國的影響力，能夠與美國抗衡。至於在東南亞，中國的影響力，在經濟上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在政治軍事上，東盟國家基本上是與中、美兩國保持等距外交為原則。因此在國際政治上，中國復興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這是任何力量都沒有辦法去加以改變的。
六、展開和平統一談判，創造台灣光明未來
台灣從40年前三不政策所揭示的拒統傾向以來，加上政治的本土化，漸漸走向台獨，一方面使得兩岸關係由緩和走向緊張，但更嚴重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已如前述。在台獨勢力的主政影響下，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受到了極大的扭曲。再加上所謂的教育改革，使得30歲以下的年輕人在專業知識方面，嚴重落後於大陸，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都已經埋下了隱憂。而獨派分子所倚仗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也就是1951年在美國主導之下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其實這都是強權政治之下的產物。對於台灣早就在1945年由日本手中歸還中華民國政府的這個事實，一點影響力都沒有，更何況今天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舊金山和約》其實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想要作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據，這是癡人說夢。為了台灣的下一代著想，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而不能成為慣性的奴隸。其實，當年國民黨反共的理由早已消失殆盡，這在許歷農、郝柏村等人的自白中可以看得到，他們都是一輩子站在反共軍事鬥爭最前線的將領。當年蔣介石所寫的《蘇俄在中國》痛罵中共是蘇聯的螟蛉子，但隨著1969年“珍寶島事件”，已經把這種說法化為齏粉。過去批評中共數典忘祖，破壞傳統文化，而今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撥亂反正，以弘揚與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為己任。當年國民政府反共的理由，現在都已不成立，而台獨分子妄想使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也明顯違反聯合國的決議。現在聯合國近200個會員國裡頭，除了17個與中華民國尚有邦交的國家以外，其他180多國都承認世界衹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論從台灣，從兩岸關係，從國際政治，都告訴我們，台獨是一條死路。有不少死硬的台獨支持者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反國民黨，進而反中國。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與中共和大陸人民何干？當年在大陸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全省性民變，何止十三、四次，而中共都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同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共也是和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因二二八而反國民黨，情有可原；但是因二二八而反中國或反中共，則毫無理由！
其實，不論是“三不政策”、“維持現狀”或“台灣獨立”（包括“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其中心思想都是拒統，拒絕與中國統一。如今大陸國際地位直逼美國，國內幸福指數扶搖直上，此時宣布台獨的不可行，顯而易見。而“三不政策”則更早已被現實所否定，剩下最具迷惑性的莫過於“維持現狀”。如果“維持現狀”對台灣現階段的發展有所助益，那倒也無所謂。然而今天的“維持現狀”，回顧過去25年來的演變，衹意味著“拖”而已，而且在“拖”的過程中，台灣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年輕人對前途越來越覺得渺茫。可見“維持現狀”對台灣而言，無異是慢性自殺。換言之，愈早與中共談判對台灣愈有利，愈晚與中共談判對台灣愈不利。此外，拒統就意味著兩岸有爆發戰爭的風險，而台獨則無異是引火自焚。
為今之計，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當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為下一代的幸福謀求出路，站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快就兩岸的和平統一，響應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裡面的主張，與中共就在台灣如何實施一國兩制，展開具體的磋商。這才能讓台灣遠離戰火的威脅，讓台灣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偉大征程上作出應有的貢獻，而不是一味的昧於事實，沉迷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的迷思當中。
其實，所謂的“三不政策”、所謂的“維持現狀”，都是在拒絕統一。事實證明，從93年到現在二十五、六年來，台灣的經濟一路走下坡，政治上為了台獨問題而搞得人心惶惶。美其名叫做“維持現狀”，其實台灣的政治與經濟都持續在惡化當中。這一切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再繼續講“三不”、講“維持現狀”、甚至講台獨，都是極為不負責任的。其實“拒統”就意味著兩岸之間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衹要兩岸之間爆發軍事衝突，那將是中華民族的不幸，這也將為台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是任何愛台灣的、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所應極力避免的。主張台獨，則完全是一種嚴重主觀主義的錯誤，不論在國際政治上、在現實的兩岸關係上，都不可行。假使維持現狀對台灣的發展有利那倒無妨，但事實證明，維持現狀給台灣帶來的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讓你逐漸麻痺而死。至於“三不”也不可行，否則也不會有海基會的成立。我們現在應該跟大陸好好的來談，越早談對台灣越有利，拖得越晚，台灣的籌碼就越少。而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講話中，明確地表明香港模式與澳門模式，根本不適用於台灣。將來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會充分尊重台灣各界的意見，所以才希望大家針對這個問題好好來談。
其實，一國兩制的真義，乃在於表示大陸當局尊重台灣現有的體制。從邏輯上來說，除了“一國兩制”以外，可能還有“兩國一制”、“兩國兩制”或者“一國一制”。衹要涉及到“兩國一制”或“兩國兩制”那就是戰爭武力解決，剩下的選項衹有“一國兩制”或者是“一國一制”。
假設是“一國一制”的話，我們好意思要大陸採行台灣的制度嗎？台灣的政治制度已經將台灣搞得分崩離析，把經濟搞得一窮二白，一路下滑，我們還好意思把台灣的制度推銷到大陸去嗎？倒過來說，台灣同胞現在願意接受大陸的制度嗎？因此“一國一制”短期內是不切實際、不可行的。那至於所謂的“一國兩制”，它的真義就是尊重台灣的現行體制。也就是說統一之後，仍然施行台灣的現行體制，如果台灣覺得大陸有什麼制度是好的，你可以自主引進；倒過來講，大陸改革開放都在向全世界學習了，台灣若是真有什麼制度是好的話，大陸也可以從台灣引進，但是自主權是在兩岸的政府手上，這是“一國兩制”的真義所在。但是一國兩制的實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在兩岸和平統一的大前提之下。如果是以武力來完成統一，就沒有所謂的“一國兩制”了，這個從西藏問題就可以看得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儘快跟大陸來談，越早談對台灣越有利的原因所在。人是有惰性的，所以人就常常成為慣性的奴隸，但是上天也賦予人理性，可以隨時針對週邊環境的變化、主客觀的條件的變化來重新反思、檢討現有政策的得失。從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之後，由於國際社會的冷戰格局，再加上共產黨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在大陸的倒行逆施，政治運動不斷，要等到1978年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之後才撥亂反正。而這40年下來，也證實了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的、舉世公認的成就。我們過去所反對的共產黨早已經撥亂反正了，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大家要敞開胸襟，儘快在確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就如何落實一國兩制，為完成和平統一加把勁！
作者簡介：朱高正，台灣政論家，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民進黨創黨人士之一，後退出民進黨。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等，多年來專注於研究《易經》，但一直關心、關注兩岸關係和台灣政治發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5月號，總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