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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隸書四言聯 趙之謙（圖片來源：光明網） |
中評社北京5月9日電／書法藝術的發展在晚明至有清一代，出現了高修養的文人學習民間書法，從民間汲取鮮活養分，參考帖學筆法，融入文人的意趣，對其升華改造的現象。清代書法之初，仍以“二王”為宗，康熙尚董，乾隆尚趙，不離帖學書法的主流。然而在嘉道之際，碑學中興，經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理論的鼓吹，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等實踐的激揚，魏碑書法創作終成一股洪流。從此，不受人們關注的民間書法——“窮鄉兒女造像”成為書法家的案頭日課，魏碑（包括南北朝時期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石刻文字，其中以北魏為最）這種俗體書法，成為書家破除帖學柔媚積弊的利器。
碑學的萌芽在明末清初。清初鄭燮、朱彝尊等文人書法家，已經開始取法以前不被人關注的漢碑，故其二人的隸書直逼漢隸，首先隸書得以中興。清代書法與前朝書法最大的不同，在於書法家對金石的研究和學習，特別是在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學者帶動下出現的金石學復興及訪碑風氣，這也影響到了書法領域。文人由訪碑進而習碑，正是清代碑學運動的開始，一場持續數百年、影響至今的書法變革就這樣悄然進行著，看似偶然其實必然。如果沒有帖學內部無法突破的積弊，即使有文人訪碑，頂多只會形成如歐陽修的《集古錄》（通過金石考證歷史），或者呂大臨的《考古圖》（通過古器物圖錄研究古文字）。可以說帖學所無法突破的積弊是內因，而金石學的興起只是激發碑學思潮的一個外因。
而正是這種所謂的“窮鄉兒女造像”的碑、志、摩崖，成為文人書法家們可資借鑒和發展的學習資源，具有原始性、質樸性和通俗性。沃興華在分析碑版風格及其藝術價值時說：“南北朝碑版多數出自工匠之手，書契時無拘無束，刀筆下流露出一派天真爛漫之趣，而且當時字體正處在發展變化的轉折期，不成熟，也沒有陳規陋習，充滿了真情實感與探索精神。”
其中的“天真爛漫之趣”點出了碑版書法所具有的民間風格。可以說清代碑學體系是對“二王”魏晉書法體系最大的一次衝擊，其汹湧之勢可與“二王”帖學傳統相抗衡。到了清代嘉道以降，由於館閣體的成熟，文人書法軟弱媚滑、毫無生氣，碑學的興盛也就正逢其時。
魏碑中大多數為民間無名作者的作品，刻寫者有的來自下層民眾，文化層次較低，風格或淺俗明快、或粗糙、或稚拙。像《鄭長猷造像記》《法僧造像記》這種刻工拙劣的碑版，其本身很難稱為“藝術”，有些只能是民間刻寫工匠刻寫而流傳於世的“書跡”，不過這些書跡多有天然之趣，完全可以成為書法家借鑒並獲得鮮活靈感的學習資源，經過他們的再加工、再創作可以轉化為高雅的書法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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