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看，在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要注意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第一，要實現金融與實體的良性循環，避免“脫實向虛”。中國近幾年的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不斷提高的，最高達到7.8%，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都是屬於很高的水平。金融業增加值有多少是因為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所必須、有多少是因為“脫實向虛”導致的金融鏈條過度延伸所形成，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在金融匹配度方面，貸款投放在企業、個人、政府之間配置，在大、中、小企業之間的配置，需要協調發展；中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協調發展還不夠，一方面中國宏觀杠杆率不斷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對新經濟的發展支持不夠，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科創型企業支持不夠。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直接金融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提高應對高水平開放的金融服務能力。從服務企業走出去來看，中國企業走出去，遠遠超越中國金融機構的輻射範圍，中國企業與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有投資經貿關係，但中國金融機構大概只覆蓋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即使機構覆蓋到，但有些產品和服務還不能跟上。
如前所述，外資機構在中國銀行業中資產占比為1.29%，外資在中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占比為2%左右。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市場開放是不足的。簡單地從宏觀數據上與發達國家來比較，是不科學的。基於中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所需，我們要正確地評估，中國高質量的發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開放水平，這樣才能夠更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未來的健康持續發展。
建立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
文章指出，通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有利於促進中國形成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市場特色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從而，推進中國形成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要提高金融服務效率，確保金融體系穩定，需要注重幾方面工作推進：
第一，從金融總量來看，毫無疑問要堅守金融以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為使命。不管是推進金融改革、金融業開放，還是鼓勵金融機構發展新的產品，創新服務方式，都要服從這樣一個原則。這個原則說起來比較容易，但是真正地把它持續作為一種理念堅守，並反映到政策制定和金融機構的具體行為中並不容易。或者因為政策的偏差，或者因為市場的利益驅動，都可能導致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甚至導致金融泡沫的形成。
第二，形成更加合理的金融結構。中國環境和特色體制延伸出來的金融結構體系，包括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結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結構，包括大型機構、中型機構、小型機構的結構，都應服從於穩定和效率的需要，要考慮到中國的法律、信用環境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要考慮到中國七十年建國史、四十年改革發展史的經驗教訓。中國現代金融業的發展歷史很短，只有三十年商業銀行發展史、三十年資本市場發展史，這些獨特環境和條件，衍生出的經濟與金融、金融市場主體之間相互影響、契約合作、信用合作關係，與其他國家、與國際市場有很大差別，所以，一定需要有中國獨特的格局。
第三，監管規則的完善。金融市場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和變革。監管的基本使命是要保證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但監管對新技術的包容程度會影響到創新進度。如果沒有包容性的話，可能導致中國金融體系落後於新技術的發展，導致金融體系被時代所拋棄。而如果過度放鬆的話，有可能會導致金融亂象、金融風險的出現。
近些年來中國監管水平不斷提升，並不斷與國際接軌，但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兼顧中國市場特點和真實的風險狀況，才能更有利於推進中國金融業發展。國際監管規則調整越來越複雜。對中國銀行業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如TLAC規則的落實會大幅提升中國未來銀行業的資本充足要求，中國銀行業資本補充的壓力非常大。另外，最近新的國際會計準則的調整，也會造成中國銀行業成本大幅度提升。從開放來看，中國市場越來越開放，也有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走出去，所以我們面臨的監管環境越來越複雜。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中國金融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逐步提升，在國際監管規則方面也應該有中國的話語權，要體現出中國特色。
有三個金融理論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探索推進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方向具有重要意義。第一，關於宏觀杠杆率，到底什麼樣的宏觀杠杆率是合適的，在不同的國家，在一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不同答案的。第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對企業公司治理和融資效率方面影響，因每個國家環境不同而不同，在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態？第三，如何確定有效的市場結構，市場的高效競爭和市場穩定的一個前置條件是要比較合理的市場結構，在中國需要保持什麼樣的結構？這幾個問題研究，對我們認識現在以及未來中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結構、功能的進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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