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4日電／民營中小微物流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由來已久，這種現象甚至可以溯源到改革開放初期，嚴重制約了中小微物流企業做大做強。加之中小微企業在物流供應鏈上話語權偏低、賬期偏長、資金鏈緊張，更使得行業集中度嚴重偏低，數據顯示，公路貨運的行業集中度只有1.2%，快運行業只有2.9%，嚴重影響物流業降本增效的成效。
經濟參考報發表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兼物流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劉大成文章表示，國家也累次出台政策，包括支持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單獨制定普惠型小微企業信貸計劃，對中小銀行實施較低存款準備金以釋放增量資金用於中小微企業貸款，推廣融資債券支持工具，扶持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引導民間資本對中小微企業融資貸款。政策的每一次強力推行，都對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有些微緩解，但很快又在具體操作中轉變成為金融機構內部的“資金空轉”，恢復原有“融資難、融資貴”的常態。
相關政策紅利很快被資本自有的市場運行機制耗盡的原因，在於中小微民營企業普遍存在“可抵押物少”“資信程度低”“信息不透明”“財務不規範”“貸款不良率高”“持續經營能力弱”和“抗風險能力差”等弱點，客觀上造成了金融機構本身對高風險、差信用、弱信息和缺擔保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的主觀性抵觸，故而“貸款門檻高、貸款利率高、續貸成本高、信貸手續繁、信貸手續慢、信貸時間匹配差”。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具體執行層對於民營企業(甚至包括大中型民營企業)融資的政治風險有較大顧慮，出於“個人安全”而優先選擇“不作為”或“少作為”。
文章稱，供應鏈金融的興起為中小微物流企業的融資開辟了一條新路。圍繞核心企業覆蓋整個上下游企業的供應鏈金融模式，把在供應鏈非核心企業地位的中小微企業征信體系轉為對供應鏈核心企業的征信體系，部分實現了中小微企業在經營中的動態融資問題，對銀行、保理等金融機構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經過幾年的運行之後，由於上下游企業在供應鏈金融模式下必然選擇輕資產和多庫存，導致供應鏈金融鏈條內的核心企業出現高杠杆和高負債的趨向，由此，使得核心企業難以自證信用、商業匯票和銀行匯票轉讓受限且難、質押物重複質押及貨失等問題出現，銀行、保理等金融機構依舊存在風控疑慮。
文章指出，當下，政府和金融機構都傾向於用大數據、雲服務和物聯網等新技術提高中小微企業和供應鏈金融體系的信用程度。特別是大數據及物聯網，將質押物從虛實兩維空間融合進而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精準確認。這的確是一個有效的可選項，但絕非是優先項。
信用升級是一個漫長且需要經濟環境中各方面資源匹配升級的過程。歐美國家的個人與企業信用培育、發展和完善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且信用的使用依然需要較高的信用門檻和信用成本；而由於歷史原因，國內個人和企業普遍存在信用起點較低、信用基礎較差和征信成本過高等不良現象，每年的“3•15”消費者日就是對國內企業誠信的集中考量。
當然，對於部分行業的頭部企業來說，構築供應鏈金融體系可以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征信和使用合理比例金融杠杆。阿里、京東和拼多多等互聯網電商平台頭部企業，憑借著對平台交易流水的真實大數據和對供應鏈上下游中小微企業的強大話語權控制，從而構建了較高的供應鏈信用體系，並在供應鏈金融的大規模、高利潤、弱現金和高杠杆等利益驅動下實現供應鏈金融創新，解決了行業內一部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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