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的啟發性
香港反對派“謹小慎微”地保持著與國家的嚴格精神距離，甚至不惜以極端化的本土分離主義對抗本屬常態事物及歷史進程的國家性整合。對於香港的這種微妙政治心理，我們可以適當參照台灣予以類比及理解。
馬英九先生也許不是一位成熟且具決斷力的政治家，但卻是一位對外部批評敏感且回應相對真誠的行政領導人。在《執政八年回憶錄》中，馬英九先生以獨立章節記述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點：
其一，專章標題為“那些拖累台灣的罪人們”，這是很精准但在台灣很不政治正確的評斷，事實上同樣可以用於評價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者群體；
其二，馬先生在談及“太陽花學運”精神動因時，提出這是因為兩岸關係“行至深處”必然出現的集體性政治反彈，要與大陸拉開一個“安全距離”才可從容自處，但這種反彈力過大而傷害到了台灣自身。
這種來自台灣地區前領導人的獨特觀察視角非常關鍵並具特別的啟發性：社會運動功過需要長歷史周期來合理評斷，但其不能一味道德標榜，而應具有反思意識與能力，要有“罪性”意識；央港關係在融合發展的國家新政策及大灣區框架下亦有“行至深處”的反彈力問題，這一反彈亦產生了“一國兩制”的精神撕裂傷及對香港社會的持久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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