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香港社會是否存在與馬英九先生類似的行政領導人或社會文化精英，能夠進行類似的深度反思與警醒？儘管台灣社會並未因馬英九先生的“現身說法”而逆轉政治方向，但畢竟出現了對有關社會運動及兩岸關係足夠有深度的理性思考，香港社會至今則仍然沉浸或迷失在“反修例”運動帶來的“政治高燒式激情”狀態，管治精英一味退縮維穩，社會文化精英則各懷鬼胎，或逢迎民粹，或抽水自肥，卻鮮有深度反思及有力擔當者。
在民意委頓而精英責任缺位的條件下，香港社會的價值自損行為繼續擴展，不僅導致法治權威受損，更造成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底線的驚人突破，比如何君堯議員母親的祖墳被毀事件。“挖祖墳”行為，無論基於任何政治理由，都是不可能正當化的，違背了香港社會所有的核心價值。敢於“無法無天”及“傷天害理”，表明香港教育體系的嚴重價值錯亂，以及精英對青年人引導性責任倫理的淪喪。
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地位與形象。標榜民主價值的激進示威者，竟然以為民主價值可以對一切暴行發放“許可證”，這是一種極端幼稚又極端可悲的政治病態心理。這種行為若發生於落後蒙昧的部落政治時代，尚可理解及研究一二，但發生於高度文明化的香港社會，則有一種時光倒錯和價值逆流成河的末世感。某種意義上，“毀墳行為”對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損害要遠超“佔中”或“反修例”本身：後者不過是民主對法治的僭越，但前者卻是野蠻對文明的逆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