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對工業化規律的認識，強調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既是深刻吸取國內外發展經驗的理論升華，又體現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特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將讓工業化插上科技創新的翅膀，是主動順應和引領新一輪信息革命浪潮的有效舉措。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與“四化同步”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出現過農業萎縮、農村凋敝和農民生活改善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問題，付出了沉重代價。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實施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總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四化同步”發展的一項重大部署，體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旨在探索一條近14億人的共同富裕之路。
近年來，中國人口結構有所變化，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力工資上漲速度加快，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趨於減弱。這一新形勢新特點，更加凸顯了“四化同步”發展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潛力仍然較大，可以形成一個國內版的製造業雁陣模式，促進製造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擴散，延續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輪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化的成果，可以加快掌握核心技術、獲得核心競爭力，通過新型工業化提升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以勞動生產率提高引導產業結構演進
文章分析，從各國經驗看，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並不是遵循直線軌跡推進，而是按照倒U形曲線變化。製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會先經歷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達到峰值後便轉而緩慢下降。製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既可能是在較高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自然演進的結果，也可能是在條件尚未成熟時過早“去工業化”的結果。我們可以從製造業比重開始下降時的條件成熟度(以世界銀行定義的人均收入組別作為發展階段特征)、農業比重(以此作為產業結構特征)以及製造業比重下降後的結果三方面來觀察這一現象。
第一類國家的製造業比重下降可謂水到渠成。在由升到降的轉折點上，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已達高收入國家標準，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很低水平；農業比重下降之後，其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保持發達的製造業大國地位。第二類國家的製造業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質。在下降的時點上，人均GDP仍然處於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水平，農業比重偏高；在農業比重下降之後，製造業轉型升級並不成功，國際競爭力下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以人均GDP標準判斷，這類國家迄今大多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拉美一些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歸納出三點規律性認識：第一，工業化推進到一定階段後，高速工業化必然要轉向以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為內涵的工業化新階段，此時製造業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第二，當農業比重降至較低水平、不存在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壓力且第三產業處於較高發展水平時，製造業比重下降不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降低。第三，製造業比重下降，絕不意味著該產業的重要性降低，相反，新的工業化階段是製造業攀升價值鏈階梯的關鍵時期。
比照國際經驗，中國應當防止過早去工業化。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製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要貫徹落實這些重大部署，防止製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給製造業向技術密集型高端升級、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服務業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留出足夠時間，促進核心技術創新，提升核心競爭力，從而獲得新的全球價值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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