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30日電／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和宗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自2019年2月中央正式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以來，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在外部不確定性增強、國內經濟形勢存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金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給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帶來一定的制約。通過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金融供給結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求與金融供給的精准匹配具有重大意義。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道阻且長”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博士後李義舉文章表示，當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較為平穩，從總量上看相對充沛，2018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達7.7%，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當。但從結構上來看，存在效率不高、結構失衡、與經濟轉型匹配度不高的問題，難以有效支持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不高”。一是社會融資規模常年高於名義GDP增速，一定程度上說明金融供給量處於相對充裕的狀態，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不高。高貨幣供給會導致杠杆率上升，雖然高杠杆過多年來支持了經濟增長，但隨著杠杆率的攀升、債務規模的擴大，經濟主體的利息負擔也呈加重態勢。二是中國金融機構“同質化”現象突出，大、中、小金融機構普遍追求業務的全面性與規模擴張，主業不突出，服務對象、產品和模式較為雷同。
第二，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一是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不平衡。中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間接融資，直接融資發展一直滯後於經濟發展需要，且債券市場上企業債和公司債的占比偏低。二是金融資源主要集中於東部地區和城市地區，金融對於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支持較少。三是金融資源主要集中於基建、房地產和大型企業，對高科技創業、節能環保和小微企業支持相對不足。
第三，貨幣政策“傳導不暢”。更深層次來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暢也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政策傳導不暢導致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下降。一邊是貨幣市場資金較為充裕，另一邊是企業依然面臨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貨幣市場利率與信貸市場利率出現分化，寬貨幣無法有效地產生寬信用。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內外兼修”
文章指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是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隨著宏觀經濟及政策的不斷發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服務國家戰略、金融結構優化、雙支柱調控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等方面的深入改革，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涵。
第一，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國家重大戰略既是未來經濟的增長點，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抓手。這要求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針對國家發展戰略調整供給，滿足重大戰略的金融服務需求。同時加強對高端裝備、生物制藥、新材料、智能製造、數字創意等重點產業的支持，結合項目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第二，優化金融結構。優化金融結構是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抓手，金融結構的改善對於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的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目前中國企業獲取融資大多是信貸渠道，間接融資占據融資的主導地位，直接融資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這就需要加大其他長期股權投資，完善債券市場的參與度與市場豐富度，提高股票及債券的種類。二是豐富多層次的銀行體系。商業銀行作為融資的最大供給方，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尤其是建立健全中小型銀行機制，改善小微企業融資的供求錯配問題。
第三，提升雙支柱政策調控效果。雙支柱政策調控效果的提升不僅要求政策顯著作用於經濟主體，還要實現“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一是貨幣政策框架轉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需不斷轉型以適應複雜的內外環境，要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等改革措施提升政策傳導效率，簡化利率體系，避免多重信號之間的互相干擾。二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係。“穩增長”與“防風險”是一個動態平衡，需要金融針對不同的領域提供相應的支持。要完善宏觀審慎政策，緩解金融領域出現的順周期行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妥善推進金融開放。金融開放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應對國內外複雜經濟形勢的重要策略。加大金融開放有助於國內的金融機構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服務能力和產品創新能力，能夠補充國內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完善金融資源的供給結構。其是引入國外中小型金融有利於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其與國內金融機構合作有助於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的完善，形成結構性的補充。與此同時，國內金融機構還可充分借鑒外資金融機構跨境服務的經驗等優勢，加快其在國際市場的布局，提升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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