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到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蔡昉的研究顯示，在改革期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或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作出了高達44.9%左右的貢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流動人口迅猛增長。1982~1990年，中國流動人口逐年增多，從657萬人增加到213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從0.6%增長到1.9%，平均每年大約增加185萬人。
1990~2014年，流動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2000年已經超過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5%；2010年為2.2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6.5%；2014年，中國流動人口達到峰值2.5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8.5%。
2015年以來，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進城落戶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響，流動人口雖然逐年略有減少，但仍保持在2.4億人以上的規模，相當於每6個人中就有1個流動人口。
快速增加的流動人口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流動人口聚集度較高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成為經濟發展最活躍、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
隨著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化格局持續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續加大。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哈長、中原、關中平原、蘭州—西寧等城市群將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動人口。
後“人口紅利”時代的增長動力
文章認為，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勞動力供給總量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表明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弱。但從絕對量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仍保持近9億人的規模。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家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質的飛躍。70年來，普通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1949年的2.1萬人增加到了2018年的753.3萬人。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1982年全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達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尤其是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顯著提高，1982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僅有0.6%，1990年為1.4%，2000年上升到3.6%。
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高校招生規模快速增長，高學歷層次的人才不斷增多，2010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為8.9%，比2000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2018年達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51個百分點。
張成剛分析稱，從1999年擴招到2019年，中國受高等教育群體的規模已經超過1億人；預計到2030年能夠達到2億。“這個規模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人才規模的上升不僅是數量問題，人才集聚效應增加會碰撞出更多創新，改善商業環境和文化，體現出人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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