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日電／據人民網報道，2019年10月8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印發了《關於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浙高法〔2019〕151號，以下簡稱《紀要》），對新形勢下如何依法有效治理“醉駕”進行了創新探索，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該紀要核心要點如下：（一）規定了血液酒精濃度為100mg／100ml以下的，公安機關可自行處理。（二）明確規定了8種不得緩刑的醉駕情節。（三）醉酒駕駛汽車，無所列8 種從重情節，且認罪悔罪，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可以依法適用緩刑。酒精含量在 170mg／100ml 以下，認罪悔罪，且無所列8 種從重情節，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四）規定了緩刑、不起訴或者免刑、不移送審查起訴的具體適用條件。浙江政法機關的這些新思路、新舉措，突出對犯罪行為進行具體區分，對於嚴重的犯罪行為從嚴打擊，對於輕微犯罪行為從寬處理，體現了罪刑相當、罰當其罪、科學施刑的刑罰要求，彰顯了法治精神，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示範意義。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就是說法律的懲罰要符合社會現實形勢的需要，輕重合宜；一味重責、重典，是為“惡法”。“醉駕入刑”已長達7年有餘，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但是由於存在著定罪和量刑“一刀切”的情況，近年來使得“醉駕”案件數量躍居我國刑事犯罪案件第一。是否一旦有了醉駕的行為就需要被刑事立案起訴，以及量刑的幅度如何裁定，都值得引人深思。
一、“醉駕入刑”的來源
“醉駕入刑”第一案為“孫偉銘醉駕案”，被告孫偉銘於2008年12月14日中午飲酒，並於下午五點左右先後與4輛機動車撞擊，造成了嚴重傷亡後果。孫偉銘案的判決結果在法學界引發醉駕入刑的大討論。此案及同類案件同時也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為了響應民意，同時遏制“醉駕”引起交通事故的情況繼續惡化， 2011年“醉駕”被納入了刑法處罰的範圍，只要達到了“醉駕”標準，一律按照刑事犯罪立案。誠然，“醉駕入刑”後，“醉駕”的情況稍有緩和。但是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醉駕入刑”後，由“酒駕”“醉駕”引起的交通事故數量雖然呈現出了下降趨勢，但總量仍然不小。僅僅在2019年上半年，全國共查處“酒駕”“醉駕”90.1萬起，其中“醉駕”17.7萬起。與此同時，7月31日，最高法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審判執行數據，在審結的刑事案件中，危險駕駛罪首次超越盜竊罪，排在第一位。由此可見，“醉駕入刑”雖然起到了一定遏制酒後駕駛的情況，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遏制酒的唯一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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