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哈蒂爾外交理念的激進現實主義色彩
1.國內改革方向是主要擔憂
近年來馬地方政治的離心傾向加大，2019年，柔佛州蘇丹就指責馬哈蒂爾干預柔佛州地方事務，並對他撤出《羅馬規約》頗有微詞。而馬哈蒂爾以民意自居，以民主政治的標籤來制衡從吉隆坡到地方各州的反對陣營。
從對外經濟關係來看，國際社會不應僅僅糾結於批准國際條約能給馬帶來多大實惠，因為准入行為本身就具有巨大意義。CPTPP要求成員國政府進行體制改革，這對大選之後的馬新政府執政能力是一種考驗，以便新政府向國際社會釋放積極信號，表達其改革意願，通過給與國內外投資方更大信心來推動馬來西亞未來經濟增長。
由於CPTPP將對社會分化產生影響，阻礙了其通過批准。當局擔心經濟放開會影響經濟平等，加劇種族矛盾。這出於新政府“Bumipiteras”的考慮。新經濟政策（NEP）堅持以種族平等的名義進行特殊分配，從而落實新經濟政策將會與CPTPP所要求的對國有企業和政府關鍵企業進行的改革產生碰撞。
2.親日排華的執政風格
馬哈蒂爾認為各國發展水平不盡相同,由於窮國不可能與富國平等貿易和公平競爭,應避免新版本的殖民主義復活。他的批判指向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並提醒地區內國家，勿向中國投資敞開大門以致在經濟、政治各方面對中國形成依賴。
馬哈蒂爾在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任期內就曾將西方國家對馬投資稱為“新殖民主義”。如今，考慮到日本在本地區投資與基建方面是中國唯一的對手，馬哈蒂爾將日視為另一張牌，以避免過度依賴中國。並且，馬哈蒂爾對日有個人情結，其去年上任後首站出訪就選擇了東京。
馬哈蒂爾個人立場鮮明，他對待日本和中國雖然厚此薄彼，但其利益優先的政治原則是一以貫之的。馬哈蒂爾一方面在公開場合聲稱支持CPTPP，但也表示對於其中一些條款並不滿意，因其可能損害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馬哈蒂爾上任半年之內三訪日本，雖然竭力討好日本，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並不會讓步。
雖然有些讓日本尷尬，但是馬哈蒂爾很清楚，日本若要進入東南亞，馬來西亞是其重要戰略支點，所以互惠仍將持續。他期待的自然是馬來西亞能夠藉著這個機會在CPTPP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美國退出之後，日本無法一家獨大，馬哈蒂爾看到了自己獲得利益的可能。況且日本獨享CPTPP紅利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東盟國家並非衹有馬哈蒂爾清醒。
2019年3月2日，RCEP第7次部長級會議在柬埔寨舉行，官方聲稱RCEP談判90%的議題已經取得成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稱，關於RCEP的談判已取得實質性進展，正處於最後階段，有望在2019年底正式完成整體協議。東盟一些國家認為，RCEP談判在最終達成協議之後，將成為比升級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更大的市場。
從而可以看出，域內貿易有多種機制可作為替代性方案，馬來西亞在東盟框架內可以拓展的路徑還有很多，如果排除大國因素對地區合作機制的政治干擾，那麼最終馬哈蒂爾政府需要考量的就衹有具體規則條款，包括投資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和知識產權條款的談判策略了。
2019上半年，歐盟出台文件，持續對馬來西亞棕櫚油產品打壓，認為該產品在種植過程中對環境具有一定危害。作為生物燃料應予以淘汰。馬哈蒂爾認為歐盟是為保護美國大豆油產品而惡意打壓馬來西亞的油產品，此舉將會造成60萬名產業工人失業，並聲稱將從中國購買戰機以作為報復手段。這一舉措反映出馬哈蒂爾以利益為導向的現實主義外交風格，其對華態度也將隨著利益風向標而對政治、經濟的方向做靈活調整。
六、馬來西亞對外貿易關係的政治環境
1.東南亞地區因素的影響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料顯示，近兩年的東南亞經濟正在發生波動，域內五個重要國家在201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僅為4.8%，三年來首次環比下降。泰國、新加坡更是受到中美貿易衝突的影響，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陷入出口困局；菲律賓素以高速經濟增長的保持記錄著稱，然而近期也苦於內需拉動乏力，經濟低迷。東南亞五個主要國家的GDP從2015年一直維持高速增長，而從2018年，實際增幅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3%。當然，這些國家的本國內部結構因素是直接原因，然而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人員判斷，從2018年下半年伊始，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效應不可忽視。
馬來西亞央行行長沙姆西亞認為，2018年全球範圍內的貿易衹是問題剛剛凸顯，進入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更為突出，並提醒馬政府，域內外貿易摩擦可能會對本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馬來西亞因急於完成財政體制改革而對公共財政支出做了必要的收縮。馬哈蒂爾政府在2018年7月就作出決定大幅壓縮新建鐵路項目開支，從這一角度來看中資援建中的東海岸鐵路建設工程被叫停，也是馬國內經濟政策所需，不能夠簡單地用其對華強硬態度來理解。⑥
2.國內政黨政治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反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都將伊斯蘭金融作為本國戰略來進行發展，而馬來西亞作為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發展較快。另外，一些知名的國際機構也開辦了伊斯蘭金融業務。在一些地區和城市已形成了流動性較好的伊斯蘭金融業務，在此基礎上，加強亞投行、絲路基金和當地金融機構的合作，本來是可以助推伊斯蘭金融的強大優勢。⑦
中國學者周興泰在2017年所做的針對馬來西亞當地華商團體的抽樣調查中，可以看到華人團體基本是支持馬來西亞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 71%的商家認為“一帶一路”將為馬來西亞經濟帶來正面效應，而馬來西亞經濟預計會得到的好處包括：（1）刺激國家經濟增長；（2）促進更多商業對接和為本地企業造就商機；（3）增加中國對馬來西亞的直接投資；（4）增加本國企業的出口機會；（5）提高收入；（6）提高本地企業和個人的購買力。但同時，也有 20.5%認為沒有影響，8.5%認為是負面影響，會帶來馬來西亞經濟狀況的惡化。⑧之所以眾多華商團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立場謹慎，很可能是受到了2016年至2017年期間，當時以馬哈蒂爾、慕尤丁等為代表的在野黨勢力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合作的發難和針對中資在馬項目的抵制活動。而從2018年5月馬哈蒂爾上台之後，華人社群的態度變化尚有待觀察。中資企業主要在投資、基建、製造業等領域展開“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對接主體都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而對等合作的夥伴往往是馬來西亞的國有企業和馬來人控制的“官聯公司”。一方面，難以惠及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華商社群，另一方面，自納吉布和一馬發展有限公司醜聞引發的國企改革呼聲，以及公開表態要大力改革國企和“官聯企業”的馬哈蒂爾，都會尋找替罪羊來擺脫政治困局，從而指鹿為馬，將政治紅利指稱為特洛伊木馬。
3.南北格局與全球治理的變革需求
日益增長的南南發展援助使北方國家傳統的援助政策與南方國家內部合作的差別更加明顯，為受援國或者東道國提供更多選擇，有效地支持了其對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選擇。這說明了在南方國家興起的同時，全球結構如何朝向更具包容性方向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正在提升，另一些中等收入的新興經濟體，包括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即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戰略性的關鍵作用。這些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凸顯所帶來的重要啟示就是，對全球治理進行改革、包括制度結構和管理全球化的改革勢在必行。⑨
理查·鮑德溫在《The Great Convergence》一書中指出，全球化曾兩次出現生產與消費的結構性分離，信息通訊技術的變革實現了獲取知識的成本降低，形成發達國家高新技術與發展中國家低成本勞動力之間的離岸外包。使得全球化的內涵不僅是貨物貿易，也包括超越時空的知識、信息流動。“一刀切”的政策理念不能成為保護國民經濟的簡單說辭，馬政府下一步的規劃必須超越現有的短期目標。
馬哈蒂爾雖然以國民經濟利益的保護者自居，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的是，其現實主義的外交風格使得發展國民經濟與維繫對發達國家經貿關係、特別是對美經貿關係並行不悖而不存在必然的內在衝突。而衹是隨著國際格局的時代轉變才發生策略上的調整。舉例來說，早在1990年，美國“國際勞動權利基金”與美國其他22個工會、人權組織，因馬來西亞政府侵犯勞動權行為而請求美國聯邦法院向老布什政府施壓，兩次要求取消對馬來西亞的普惠制待遇（GSP），老布什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權兩次駁回了請求。⑩1990年的馬來西亞政府正處在馬哈蒂爾前一個任期內，當時的馬哈蒂爾政府因工人結社權、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法的缺失而飽受國際組織指摘。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內低成本勞工的比較優勢正是保護脆弱的國民經濟的必要手段。三十年後的今天或許國家策略和時代主題有所調整，然而內在邏輯一以貫之。
作者簡介：張屹，法學博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治理、國際人權與人道法等領域的研究。
參考文獻：
①袁波，“CPTPP的主要特點、影響及對策建議”[J]，《國際經濟合作》2018年第12期:20.
②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東亞太平洋地區》[EB/OL]，2017.1.16,http://www.shihang.org/zh/region/cap/brief/global-economic-east-asia-pacific
③李航宇 秦曉輝，“中國與馬來西亞雙邊貿易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經貿導刊》2019年1月。
④曹雲華：論當前東南亞局勢[J]，《東南亞研究》2019:7.
⑤袁波，“CPTPP的主要特點、影響及對策建議”[J]，《國際經濟合作》2018年第12期:22.
⑥Johan Saravanamuttu：Malaysia's Semenyih By-Election: What Next for Race-based Politics? RSIS.Commentaries,2019.3.
⑦金澤虎：藉助伊斯蘭金融拓寬“一帶一路”———基於預期瓶頸的考量[J]，《貴州商學院學報》2018.12：16.
⑧周興泰，“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推動中馬‘一帶一路’合作研究”[J]，《八桂僑刊》2018年12月第四期：38.
⑨吳忠：《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公共服務與減貧》[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4：314.
⑩劉敬東：《人權與WTO法律制度》[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11:1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1月號，總第26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