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判斷的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文章指出，黨的十九大作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是一個完整系統的論述，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有著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深化了對社會主要矛盾“變”與“沒有變”辯證關係的認識。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關鍵是要把握“變”與“沒有變”的關係。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指出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同時，特別強調了兩個“沒有變”。就是說，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前後兩個“社會主要矛盾”不是對立的，也不能割裂開來。但同時，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又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是帶有飛躍性的質變，是對各方面產生全局性影響的變化。這一變化之“新”，在於它是層級性的變化，從人民需要的一般水平邁向更高水平，從物質生產擴充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領域，矛盾的指向和力度都發生了變化。正確把握這個變化，在實踐上就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決不動搖，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決不放鬆，同時把著力點放在發展更高水平的生產力上，切實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大力增強創新能力。
第二，深化了對社會主要矛盾中“需要”與“供給”辯證關係的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始終是依據人民需要與供給的關係確立的。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都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正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需求和社會生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過去的物質短缺時代，供給是主導方面，需求是被動方面，有供給就有需求。現在生產能力已經極大提高，物質財富已經得到極大豐富，一般需求已經飽和，人民群眾要求更高質量、更為豐富、更加個性化的供給。由供給決定需求的階段發展到需求決定供給的階段。這種新變化，要求我們從供求關係的根本變革上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在實踐上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大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中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三，深化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發展的“平衡”與“不平衡”辯證關係的認識。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揭示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當前中國的突出問題。社會主義發展客觀上要求全面和平衡。鄧小平同志說過，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光有經濟建設一手搞得好還不行，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著力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必須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實踐上要統籌兼顧、注重平衡、補齊短板，著力解決中國發展長期存在的問題，促進城鄉、區域、沿海和中西部協調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不斷形成平衡發展結構，增強發展後勁，提升發展的整體效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四，深化了對“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辯證關係的認識。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在國際環境更加複雜的形勢下出現的，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必須充分考慮外部因素特別是防範各種風險。鄧小平同志強調，搞現代化建設要有世界眼光，要注意世界各國的發展，瞄准世界前沿，注意風險挑戰。我們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發展使國內矛盾和國際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複雜矛盾長期存在，國際上種種不可測因素的頻繁出現，都可以使矛盾迅速放大許多倍，產生巨大的破壞性，決不可以掉以輕心。對此，需把握國內外矛盾，注重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在實踐上正確處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把握機遇、趨利避害，妥善應對和處理各種突發事件，決不讓各種干擾影響中國的改革發展。
第五，深化了對“矛盾局部”與“矛盾全局”的辯證關係的認識。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多，關聯越來越緊密。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影響，不僅涉及單個領域和方面，更會涉及全局性趨勢性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繫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係”。這就要求我們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時，堅持用系統的、普遍聯繫的觀點和方法推動對矛盾的認識和處理。只有這樣，才能總攬社會矛盾全局，協調各方矛盾的解決。否則，就可能因為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似乎解決了一個矛盾，實際上帶來更多矛盾的激化，造成經濟社會的混亂。把握社會矛盾全局，就要做到“兩個維護”，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擺脫局部利益、部門利益和地區利益的束縛與羈絆，真正從黨的利益、國家整體利益、人民長遠利益出發開展工作、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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