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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構建台灣民眾正確的國族認同，才能祛除台灣社會的“皇民”心態。 |
中評社╱題：日殖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對台灣民眾認同的遺害與應對* 作者：成正（廈門）；廖中武（南昌）
日據當局在台灣實施一整套強制推行日本文化、培養台灣民眾成為天皇臣民、隔絕台灣與中華文化聯繫的教育活動，即“皇民化”運動，致使一些台灣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意識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也對少數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成為嚴重影響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關鍵阻擾要素。為進一步消除台灣社會的“皇民”情結，有必要有針對性地公開、透明化“皇民”與“台獨”之間的政治交易；塑造兩岸人民共同的抗日史觀；消除日本治理的痕跡並喚醒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祖籍地的記憶；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措施來塑造台灣群眾正確的中華史觀。
儘管在台灣的日本後裔人數少、影響式微，但為什麼近年來台灣日本後裔再次成為兩岸民眾關注的焦點？甚至出現了一些不符合記載或網絡傳聞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前還有大量日本人在台灣長期居住、工作等，且與近年來台灣社會親日趨勢密切關聯。若深層次地查找原因，那就是由於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雖然日本軍隊與日本僑民撤離了，但日據時期“皇民化”影響始終未及徹底肅清，加之近年來“台獨”勢力的坐大，以至於形成當下台灣社會親日態勢的強勁勢頭。所以，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教授曾撰文指出“台灣已經光復70餘年，而殖民者的幽靈仍然在台灣上空遊蕩，我們必須為殖民者除魅，必須讓史觀錯亂的人們看到歷史事實。”①在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中，深受“皇民化”影響的台灣一代人，持有強烈的“媚日”心態和對中國大陸的排斥心理，成為嚴重影響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關鍵阻擾要素。
一、“皇民化”運動實施階段和策略
“皇民化”主要指日本通過在台灣實施一整套強制推行日本文化、培養台灣民眾成為天皇臣民、隔絕台灣與中華文化聯繫的教育活動。當時，日本在台灣發起這一運動目的是試圖毀滅台灣同胞心中的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傳統、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把台灣同胞塑造成日本統治下的“皇民”。這是一種複雜而殘忍的“洗腦”運動。正如“皇民化”運動的始作俑者——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認為“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日本國防的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日本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台灣民眾缺乏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國防上便猶如處於火山口上……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②“皇民化”運動主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日據初期至1937年為漸進‘皇民化’時期。這一階段，日據當局通過系列方針政策對台灣同胞進行潛移默化的‘皇民’薰陶。第二階段是1937年到1940年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台灣總督府通過制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要求‘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同時，舉辦各種活動來灌輸日本臣民意識，以從思想上消除台灣同胞的祖國觀念。第三個階段是1941年至1945年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日據當局試圖徹底落實日本皇國思想，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③
為推行“皇民化”，日據當局從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符號象徵等方面採取系列措施。就其主要內容而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力推廣日語。日據當局認為，“皇民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日語在台灣的全面使用。因為，日語的推行便於政令的貫徹，也易於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隨著漢語的強行廢止，還可使台灣人逐漸忘掉中國。為此，1933年，日據當局提出“國語普及十年計畫”，在台灣積極推廣日本語，把日語定為台灣的“國語”，要求在10年之內，使50％的台灣人能掌握日語，強令各級學校停開漢語課程，取消所有漢文報刊，發佈各種禁令和懲罰措施迫使台灣民眾使用日語。
二是推行奴化教育。日據當局始終把奴化教育當作“皇民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目的就是通過強迫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大力醜化中國，消除故國觀念 ，以期樹立“忠君愛國”觀，並培養勇猛、好勝、服從的日本式國民性格。“在公學校六年中，正值日本在台灣推展皇民化運動，學校課程完全以皇民教育為主。學校教導我們是堂堂的日本人，並灌輸我們日本帝國子民的觀念。日本國旗一定掛在運動場的東北方，每天朝會時我們都要唱日本國歌，向東北方的宮城遙拜，向天皇示敬。”④
三是強制改變信仰。“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據當局在台灣全島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強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崇拜“天皇陛下”。要求人們到日式神社參拜，並採用日本的膜拜方式，小學生被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參拜神社。據學者蔡錦堂《日治時期日本神道在台灣的傳播與局限》一文記載，“參拜神社的人數，1938年、1939年各有約830萬人次，而1941年則有1200萬人次。”⑤與當時台灣人口約五六百萬比較，此數目十分龐大。此外，日據當局還推行了更改姓名的措施。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在台灣和朝鮮兩塊殖民地實行改換日本式姓名的政策。1940年日據當局公佈了“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要求台灣民眾將祖先留傳的姓氏和父母定下來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式姓名。如台灣地區前領導人李登輝曾改名為“岩里政男”。為了讓台灣人不知不覺感受“皇民”意識，日據當局推行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比如說，吃飯要吃日本料理，穿衣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等等，企圖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一個台灣學者的描繪，那就是“日治時代後期在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推行到極致時，對於極細微的日常生活都給予嚴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衹在學校裡進行的生活規律，都在此時向社會生活的領域無限擴張。而且每一個生活行事的細節都要接受像產品一樣的檢驗過程，才能達到符合‘皇國國民’的標準”。⑥
二、“皇民化”運動對台灣同胞造成的認同危害
李登輝直承“前半輩子是日本人”，後半輩子則都在歌頌日本殖民統治，並為此大肆修改台灣中小學教科書。新一屆民進黨當局恢復媚日課綱，再次將“日據”改為“日治”；日本前腳抓走台灣漁民，台“駐日代表”後腳就表示台日是“命運共同體”；“時代力量”的民代林昶佐公開宣稱，“日本曾是台灣的‘祖國’。”綠營的意識形態塑造如此“成功”，已在台灣形成了某種“政治正確”。⑦日據當局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其造成的後果是非常嚴重而深遠的。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雖有‘台日通婚’，但占人口比例很少，現代台灣人有日本血緣者，仍然很有限。但‘皇民化’思想陰魂不散，成功地製造了台灣人以擁有中國血緣為恥的‘被殖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⑧在這一過程中，有尖銳的矛盾衝突，有激烈的文化衝撞，台灣文化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異質文化，使一些台灣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意識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也對少數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總體來說，催生了四種群體。第一種群體是以“皇民”為榮的人，以李登輝為典型代表。他們有感恩戴德的親日情懷，形成了“日本情結”，認為日本才是台灣的“宗主國”或者“母國”。第二種群體是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協力者”和親日派。這群人在殖民期間就願意做“二等日本人”，做日本人的爪牙。如今仍然期待恢復當年的“神國”或“皇國”意識。第三種人就是逃亡日本或海外的“皇民”。日本投降後，當時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即策動一些日軍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和“皇民”在台灣建立起“台獨”組織。並參與1946年二·二八事件，藉台灣同胞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的機會，大力宣傳、復興“皇民”氛圍。事件平息後，這些“皇民”有的逃往國外，也成了海外“台獨”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金美玲，她1935年出生於日據時期的台灣，2009年獲得日本籍。“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國策顧問，台獨“教母”。第四種群體就是“亞細亞孤兒”。他們深受“皇民化”運動造成的心靈創傷，既不認同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宿。
雖然“皇民化”塑造了上述四種群體，但是整體上“皇民化”還是失敗的。“七七事變”發生時，日本已統治台灣42年，日本特務搞秘密調查發現，廣大台灣基層民眾仍稱中國為祖國，報告呈送東京本部，結語是“台灣人未受皇民化影響的程度令人心寒”。⑨因為多數台灣人無論從表面的生活方式，還是從內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沒有變成“皇民”，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他們用各種方式堅強地保留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尤其是，當時日本人在台灣衹有37萬人左右，而台灣人有數百萬人，兩者相比，以此方法來同化台灣同胞應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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