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立共和國（中華民國 1911 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後，在憲法中都有言論自由權的定義。譬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在中國歷史上言論自由曾經遭到踐踏，秦朝（BC221 項BC207）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但是做了“焚書坑儒，獨尊法家“，破壞言論自由的惡行。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明清時期也有大興文字獄，直到近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也對憲法上的言論自由作了政治的迫害。這種迫害在皇權統治時代當然是為了鞏固皇帝的統治地位，為穩定階級統治的秩序，不惜實行愚民政策，閉塞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有學識的人的思想。於是壓制言論自由，便成了統治政策。這種皇權恐懼民憤的積壓，在文革時就瘋狂爆發了。所幸，中國對人民發狂的文化革命已經作了歷史性的分析和解讀，定位為歷史上的錯誤。
中國變成了共和國後，人民當家，在國際競爭中，愚民就是自找滅亡，人民的教育是建國之本。中國政府充分了解並全力提創教育。在當今網絡交通高度發達的情況下，言論自由權得到天然環境的幫助，與幾千年前的‘百家齊放’來比，今天網絡上的言論，在傳遞上有火箭的速度，在目標上可同時達到天羅地網無處不及的地步，在內容上更是得多媒體之功情文並茂，引証豐富。言論表意是人的天性，壓抑控制固然不對，但是人性絕非完全善良，毫無惡性或惡心。上述推廣教育和提高網絡開發和應用政策有助於言論自由，但也有助長人性惡性危害到善良人群。在這個嚴重的問題上，中美的立場和對策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因而引起誤解， 美國指控中國控制言論自由，而中國指控美國讓言論自由氾濫，不良文物資訊影響道德水準，敗壞風氣，增加犯罪事件，誤導幼童及青少年也容許商業以不良資訊謀利。這不同的思維當然延伸到兩國對媒體的態度和法律上制衡的不同。
輿論話語力或影響力的定義是沒有爭議的。當一種說法和意見被廣為傳播，就可能被廣為接受，這就能產生所謂話語權和影響力。這個“廣”字，在古時候，只有靠手抄的或印的文書，其廣及程度非常有限。也極易被限制。在今日科技進步，多媒體印刷，傳播，都能量化，再加上網絡普及，電子信箱，通訊，資訊的成本大降的情形下，‘言論廣及’在方法上已多元化， 至於要達到廣為傳播和接受，只需要有經費和人力來製造內容和持續傳播來達到其影響力。美國是個完全法治的國家，言論自由和媒體管理全依法辦事。但法律常不能未雨綢繆預料科技進步，社會變遷，道德標準的變化，等發生犯罪事件，只能判罪而亡羊補牢常生遺憾。而中國社會傳統，法理並重，中華文化把倫理道德放在很高地位，尤其在輿論影響力上，倫理道德是站在較高的制高點。因此，中國對言論自由權和輿論影響力就會注重防範犯罪，作未雨綢繆的管理。不錯，任何管理都會多少限制言論自由或輿論影響，但是如果出發點和目的是防範犯罪，維護倫理道德，預防撕裂社會秩序，那所犧牲的言論自由權和話語力是值得的。我們來用幾個實例來加以闡明。
首先提個美國的城市殺人案，兇犯察出他的動機受不良網站啟動，殺人冊劃，方法學自網站，以至武器來源也是網購。這兇手最後伏法了，但是網絡上以言論自由保護的‘供犯’完全無罪。那被殺的幾個人都是活該了。再提現在台灣2020大選的一則大新聞，據報道民進黨有顧用‘網軍’在網路上摸黑選舉對手，購買網站帳號，持續報道不實‘八掛新聞’之事。並動用所顧網軍作‘推文’，就是加油加醬，黑上加黑，以訛傳訛，結果使無辜後選人要花精力極力解說，這幫網軍完全在言論自由權保護下，賺錢快活。相似地，動用‘網軍’到競選者網站‘倒垃圾’和到民調機構‘去灌水’，造成錯誤訊息和不實民調，選民不奇怪蔡英文政績不張，論文不實，總統府走私外國香菸，而民調不掉反升？這些弊病使得犯罪已造成不可挽回的結果，要處罰已於事無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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