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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中國除了國家主權落實之外還需要文化認同 |
中評社╱題：中華文化圈公共產品的供應 作者：陸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客座教授
從國家主權的角度看，香港回歸祖國是非常完整的，沒有留下棘手的遺留問題。然而，香港對文化中國的認同過程沒有完成。香港對一國的認同，實際上是對主權中國的認同，並不意味著對文化中國的認同。相比台灣，香港的國際化程度更高，人群也更複雜。從香港的事件引申出一個問題，統一中國除了國家主權落實之外還需要文化認同。前者體現了硬實力，後者需要軟實力。中國主權的認同具有確定性和地理空間性，但文化中國的認同則沒有確定性並且超越地理空間。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和平統一是21世紀的大命題。大陸集中了各方力量進行研究，其焦點集中在國家主權的統一層面上，因此，除了軍事武力直接佔領台灣全境之外，外交就是主要的和統手段，其目的是消除台灣的邦交國，彰顯其國際法意義上國家主權代表的不合法性，因為沒有任何國家承認的政權，肯定無法代表中國的國家主權，這是常識。另一個明證是，大陸高層曾經對兩岸統一有過承諾，祇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麼都可以談，甚至可以改國號、改國旗。顯然，在兩岸統一上，大陸的關注點是政治統一，即國家主權形式上的完全統一。
然而，最近香港發生的事件表明，國家統一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是不完整的。從國家主權的角度看，香港回歸祖國是非常完整的，沒有留下棘手的遺留問題。然而，香港對文化中國的認同過程沒有完成。文化認同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它觸及民眾的意識形態、心理認知以及社會閱歷。如此艱難的任務特區政府顯然是難以承受的。它祇是藉助於官僚機構在文化溝通上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一旦遇到抵制就撤退。而大陸駐港機構基本上忙於事務性工作，缺乏整體性的文化認同戰略規劃。本來香港的大學應該是承擔青年人文化認同的重要場所，但在精英教育理念的支配下，香港的大學延續殖民時期的教育方式，在涉及中國文化認同方面無所作為。連教學語言和工作語言都全部是英語，中文不過是用於日常生活交流的交際語言，而且不是普通話，而是粵語。這樣體系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無論是知識體系還是價值取向自然傾向於西方，對中國的文化情結難以生成，更談不上文化認同。
對此問題，大陸也有所察覺，也試圖做一些工作，然而由於《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約束，大陸方面的機構難以放開手腳，對香港教育體系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本以為按照“井水不犯河水”的做事理念，香港與內地可以相安無事。尤其香港收回後一段時期，香港人對一國的高度認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港人表現出來的救濟熱情，讓人覺得香港沒有問題。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裡。香港對一國的認同，實際上是對主權中國的認同，並不意味著對文化中國的認同。相比台灣，香港的國際化程度更高，人群也更複雜。香港素有“文化沙漠”的稱號，中國正統文化的精英基本上在海峽兩岸，偶爾到香港客串一下。香港本土文化是港英統治時期形成的，除了高等學府外，社會主流文化基本上以娛樂八卦、休閒消遣內容為主，任何嚴肅的話題在香港都會以誇張失真的方式表達出來。由此造成了大部分香港人對客觀現實認知的錯位。
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人民缺少交流，但港人至少可以保持基本的禮儀。隨著內地開放對香港的旅遊，大量內地遊客蜂擁而至，與港人近距離接觸。港人對帶著真實中國文化氣息的內地遊客有了真實的感受。各種負面消息頻出，港人情緒發生變化，從歡喜到厭煩、厭惡乃至仇恨，從個體擴大到群體，從日常生活細微上升到文化層面。所以，香港回歸僅僅體現在國家主權層面，文化中國的認同沒有完成。
從香港的事件引申出一個問題，統一中國除了國家主權落實之外還需要文化認同。前者體現了硬實力，後者需要軟實力。中國主權的認同具有確定性和地理空間性，但文化中國的認同則沒有確定性並且超越地理空間。比如，作為中國人，他（她）擁有中國國籍，並且持有中國護照定居中國或旅居海外，說明了對主權中國的認同，但是還有一大部分中國人，他們擁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護照，不在中國主權的管轄內，但這些海外華人高度認同中國，擁有一顆“中國心”，實際上這是對文化中國的認同。以此為邏輯，在討論中國統一的問題時，可否把文化中國的認同作為重要議題，而文化中國認同的過程首先要從討論中華文化圈的構成開始。
二、中華文化圈的構成
中華文明是一個歷史的傳說，也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支撐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力量主要是中國人，他們分佈在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海外其他國家和地區。他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文化圈，其主要族群是漢族。漢族並不是構成中華文化圈的唯一族群，其他族群也可包括在中華文化圈內。判斷是否納入中華文化圈的起碼條件是，使用中國象形文字；說普通話；說中國方言。更高級的條件是，熟悉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中國的哲學理念和行為方式等。當然，國籍仍然是判斷是否屬於中華文化圈的重要條件。祇要擁有中國國籍，無論是什麼民族，都被認為是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在海外這個判斷比較複雜。尤其是從中國移居海外的少數民族，他們與其他國家的主體民族同宗同族，是否將其納入中華文化圈主要看他們的認同，即是否接受文化中國並願意參與文化中國的建設活動。
從世界歷史看，一個文明形態與民族國家是不同的概念。在同一個文明形態下可以衍生很多個國家。例如，在阿拉伯文明形態下有著22個阿拉伯國家和地區。蘇聯文明形態下，分離出了12個獨聯體國家和3個波羅的海國家。以古希臘、古羅馬和基督文明為母體的西方文明形態下，有幾十個西方國家，儘管他們政見不一，爭吵不休，甚至相互開戰，但在西方文明基本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它們又高度一致，要保衛西方文明共同體。中華文明存在幾千年，是唯一沒有出現斷層的古代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國的土地上產生過無數個國家。但是，中國理解的國家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後的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不同，其實就是一個朝代的概念。當幾個朝代同時存在，就形成了多國的局面，三國時代就是代表。因此，在中華民國之前，中國未曾出現過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形態。當時大部分國人以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國。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也開始參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外交活動。這個時候，國人開始覺醒，國家主權的概念逐漸被接受。任何損害國家主權的行為都會激起民眾的強烈抗議。而知識分子的敏感性更強烈。郁達夫對曾經日本人把中國人稱之為“支那人”耿耿於懷，視之為中華民族的恥辱。抗日戰爭之前，中國出現了幾個政府並舉的局面，有北洋政府，有廣州政府，有南京政府，有武漢政府，有蘇維埃政府等等，最後蔣介石基本上完成了形式上統一中國的舉動。當時主權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概念是一致的。儘管存在幾個政府，但大家都在爭奪中國的領導權。
1949年之後，主權中國和文化中國出現了分離。共產黨贏得了勝利，建立了新的政權，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繼續存在，國號仍然是中華民國，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國際社會承認國民黨政權。這個局面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打破。中國加入聯合國、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開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國際社會承認的過程，今天，這個過程已經完成。隨著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中國的國家主權由北京代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圍繞著國家主權歸屬，大陸與台灣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大陸的立場很清楚，祇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立場是不被接受的。台灣在早期立場是比較清楚的，不承認大陸政權的合法性，認為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代表。李登輝之後，台灣方面的立場發生變化，不再強調對大陸的主權爭執，而將重點放在台灣，祇不過形式上仍然擺著一個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中國架構。民進黨上台後，台灣的立場急劇變化，不僅要脫離大陸的主權管轄，也要脫離中國這個名號 ，簡言之就是要搞台獨。對此，大陸當然堅決反對，並以武力威懾以制止台獨。
這樣兩岸關係似乎陷入僵局。除了主權中國之爭外，文化中國也出現爭端。由於國家主權是由很多文化符號作為象徵，因此對這些文化符號的尊重和主權表達語言的規範性成為保衛國家主權尊嚴性的重要體現。本來在政府層面或專家層面，一般對這些文化符號不會引起爭議，即使立場不同，大家也會克制，保持起碼的禮儀，至少不會暴露在國際公共場合。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參與國際事務興趣的濃厚，上述情況發生變化。大陸有些部門的官員，機械理解一中原則，沒有區分主權中國與文化中國之間的差別，做了一些無益於彼此感情的事情。同樣港台一些年輕人，恣意妄為，毀損代表中國主權的文化符號，也造成對大陸民眾感情的傷害。於是，兩岸之間不僅在國家主權的代表性上分歧依舊，兩岸三地在文化中國的認同上也發生嚴重裂痕，而且這種裂痕也波及海外華人。它的危害性在於，導致中國文化凝聚力的渙散。中國文化的認同是中國統一的強大粘合力，沒有這種粘合力，即使統一了，也會引發新的問題。因此有關中國統一的過程，主權中國的認同和文化中國的認同要同步進行。沒有文化中國的認同，主權中國的認同是不完整的。
同時要注意到，文化中國認同有自己的規律，它有時候與主權中國認同重疊，有時候又超然於國家主權層面，往超國家的普世價值方向發展。而且文化認同甚至比主權認同更具緊迫性，因為電腦網絡平台的快速發展，社交媒體手段的多樣化，使得中華文化圈面臨文化特性消解的可能性。如果說紙質媒介時代，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儘管政見不同，但基於共同的歷史文化回憶，因此不會出現溝通障礙。現在不然。整個中華文化圈裡，特別是年輕人使用的社交媒體完全不一樣，相互不能溝通，長此以往，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會截然不同。這樣即使在同一個大家庭裡也會同床異夢。祇有設法在整個中華文化圈範圍內，以極大的包容性加強文化中國的認同，實現對一個中國的共同認知，即使他們在不同的地域、國度和地區，也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在中華文化圈裡搭建公共平台，提供公共產品，以促進對文化中國的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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