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4日電／新冠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蔓延，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性為“全球流行病（pandemic）”。雖然數個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開始採取比較強力的防控措施，包括限制人員流動、關閉商業機構、員工在家辦公等，但多數國家仍然處於防控的初期階段，各項措施尚未到位。這勢必會影響全球疫情的進一步擴散，也將對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衝擊。
從目前來看，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主要有三個方面：供給擾動、需求衝擊和資產負債表損失。這場疫情是否會帶來一場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危機，仍有待觀察。但值得擔憂的是，由於國際局勢已經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大為不同，全球合作的前景不容樂觀，新冠疫情有可能隨之會給全球經濟帶來第四次衝擊波：全球化退潮。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中國應提高警惕、預作準備，備足政策空間，或能減少本次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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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衝擊：來自全球供應鏈的供給衝擊
中國是首先爆發新冠疫情的國家，受此影響，各個行業的生產一度停滯。考慮到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經濟與全球供應鏈的融合程度較高，這將給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供給衝擊。
如何測算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衝擊呢？一種直接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國際投入產出表數據庫來測算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從表面上看，這種方法最為直接、也最為系統，理應得出較為明確可信的結論，但在現實中，運用投出產出表方法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一是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並非實際的統計數據，在計算的過程中需要根據底層的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大量的估算和推算，在這一過程中會存在大量的估算偏差。跨國投入產出表更是會面臨這個問題，各國的統計標準差異會進一步放大投入產出表的誤差。二是投入產出表是通過一組聯立方程組找到的一種線性機制，而實際的經濟機制大多是非線性的，且有大量的正反饋和負反饋效應。三是測算衝擊水平的關鍵在於確定原始衝擊的量級，但目前對原始衝擊的評估信息是嚴重不足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沒辦法相對準確的測度中國受到的衝擊量級，我們也沒辦法估算對全球經濟的衝擊，而只能利用不同的情景假設。事實上，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測算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模型，大都只能停留在情景分析的層面。
我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更為直接地測度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衝擊。我們的研究思路是：通過原始而真實的國際貿易數據，找出那些更容易受到中國衝擊的國家。這些國家進口了更多的中國產品，尤其是中間產品。進口中間品的目的是進入國內的生產環節，顯然對該國生產的影響更為直接。找到了這些更容易受到衝擊的國家之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國家的分布和規模，判斷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衝擊。
我們計算了世界各國中間品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比重、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占其全部中間品進口的比重以及各國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如果一國的前兩個指標比較高，則說明該國對中國的中間品進口有較高的依賴度。在此基礎上，若該國同時擁有較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說明該國的整體經濟對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更高，進而表明該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會受到較大衝擊。
如圖所示，對國際貿易依賴程度更高、與國際供應鏈聯繫更強、且從中國進口中間品較多的國家大多都是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發達經濟體。當然，在部分產業中有些發達國家和中國在生產和消費環節的聯繫非常緊密，如電子產業中以中日韓為核心形成了東亞生產體系，汽車產業中德國對中國的終端需求依賴度較高。
這種供給衝擊會持續多久呢？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尚未完全復工複產，但從目前的進度來看，中國企業恢復到正常生產狀態只是時間問題。供給衝擊雖然來得最早，但也會最早消退。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當前的全球供應鏈依然是圍繞發達經濟體展開的分工體系，而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獨特地位是其它新興經濟體無法替代的，因此，只要全球供應鏈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危機，就沒理由認為這種供給衝擊會帶來持續的影響。
然而，隨著中國企業逐漸恢復到正常的生產狀態，新的問題又會浮出水面。之前大家以為要加班生產的出口訂單，都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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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衝擊：防控疫情導致的總需求萎縮
當前全球市場擔心的問題早已不再是中國能否復工，而是新冠疫情對總需求的衝擊。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各國政府被迫採取各種防疫措施，也引發了金融市場的擔憂。全球多個股票市場連續暴跌。就連習慣於高估全球經濟增速的IMF也表示，2020年全球經濟會比2019年更差。
目前來看，對總需求衝擊的判斷比較困難，市場預期也比較混亂，主要原因在於全球各國的防疫抗疫理念有很大的差異，而且所採取的措施仍在不斷變化。不同的防疫抗疫對策，帶來對需求的衝擊也會不同。
如果根據嚴格的程度，對各國防疫抗疫的對策做一個光譜，則中國在光譜的一個極端，美國的初期反應在另一個極端。由於有2003年SARS疫情的前車之鑒，所以中國從一開始就採取了包括封城、停產停課在內的嚴厲措施，這種抗疫模式能夠較好地控制疫情，但由於抑制消費、限制人員流動，對需求帶來的擾動也更大。韓國採取的對策和中國較為相近，效果也大體類似。反之，如果採取更為放任的對策，看似對經濟的擾動更小，但疫情的擴散會更迅猛，後期需要用更多的補救措施，目前的意大利和伊朗就是這種情況。
許多國家最初的態度更接近美國而非中國，但從現有趨勢看，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改變立場並朝著中國的方向移動，甚至美國政府也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應對措施。這意味著接下來防疫抗疫措施對總需求的抑制效應會越來越強。發達國家大多以第三產業為主，消費占GDP的比重更高，因此限制人員流動和關閉公共區域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更大的衝擊。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發達國家需求下降意味著外需下降，國內經濟壓力自然增加。
隨著疫情的發展，對需求影響更大的一個因素是各國對傳染病的防控能力。發達國家已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體系，擁有強大的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其醫療體系的韌性和效率明顯高於發展中國家。一旦這些國家開始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並全力啟動傳染病的防控體系，控制新冠疫情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這些地區尚未出現集中爆發的情況，要比中國在疫情初期面臨的治療壓力更小一些。
真正可能出現重大問題的是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利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全民健康覆蓋指數（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簡稱UHC指數）來衡量各國的基礎醫療能力。該指數的構建涉及多個方面，且受限於部分國家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和真實性，並不能直接比較各國醫療水平。不過，相對於發達經濟體，該指數更適合於衡量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的基礎醫療狀況。我們結合UHC指數和各國的貿易狀況，綜合評估各國面對的疫情風險敞口。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中國的UHC指數大概是79。如果以此做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點，那麼除中國以外，所有UHC值不超過79的國家的貿易規模總和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約30%，這些國家在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大約是35%。也就是說，中國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或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妥善應對疫情。這些國家一旦出現問題，會讓中國的外需變得更加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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