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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的改革完善，始終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相適應。 |
中評社北京4月1日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把“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作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並作出科學部署。這是完善國家行政體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舉措，有利於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強勁動力。《決定》提出，“優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形成穩定的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是科學構建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客觀要求，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中國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的實踐經驗
人民日報發表東北財經大學校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呂煒文章表示，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既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又為地方提供有效激勵，是我們在4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中著力探索回答的重要課題。中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通過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實踐探索和制度建設，既為地方政府推動發展提供制度激勵，又保證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
中國在4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持續推進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了適應中國國情、體現時代特點、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這些制度建設的特征和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激勵地方發展和保證中央權威是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的重要特色。中央通過財政責權利下放為地方提供有效制度激勵，從而形成地方推動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動力；同時，中央始終掌控和把握賦權的方向、步驟和過程，始終注重保持中央權威、宏觀調控能力和對整個改革過程的駕馭，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始終服務於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方向。
根據經濟體制改革不同階段的要求對中央和地方關係進行動態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適應改革要求的制度設計特征。中央在堅持國家建設總體戰略前提下，在相應階段、相應程度上給地方改革財政制度以一定的自主空間，對地方進行持續激勵。在此基礎上，由中央主導將地方探索取得的成功經驗上升為國家制度，從而推動財政體制逐步規範、地方政府行為方式更加符合經濟體制改革要求。
同步推進中央向地方下放財權與政府向市場放權。這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向地方下放財權與政府向市場放權二者並行不悖、相互促進，既通過中央向地方下放財權調動和發揮地方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又通過保障地方財力和規範地方財政行為推動地方政府向市場放權，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為增強市場主體活力和經濟發展動力提供制度保障。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體制改革的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斷探索和持續推進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體制機制建設，不斷探索同時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市場經濟長處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為解答“有效市場+有為政府”這道世界性難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為不斷深化對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規律的認識積累了寶貴經驗。深入總結4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的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經驗做法，有助於推動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規範。
深化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由總量問題變成了結構問題，對轉變發展方式、轉換發展動能的要求更高、更迫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在經濟發展新階段，克服新冠肺炎疫情負面影響，決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進一步完善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為地方政府、市場主體提供有效制度激勵，為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釋放市場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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