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0日電／3月31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布的《共擔責任、全球聲援：應對新冠病毒的社會經濟影響》報告指出，新冠病毒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我們共同面對的最大的考驗。這一人類危機需要全球主要經濟體協調一致，採取果斷、包容和創新政策行動，以及對最脆弱人民和國家提供最大程度的金融和技術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全球已進入衰退期，應對疫情的規模至少應占全球生產總值的10%。G7與G20各國央行已開始聯袂為市場注入流動性，防止流動性猝死所致金融危機的出現。近日美聯儲還臨時加大對各國的貨幣互換力度，為全球市場進一步注入美元頭寸，這些措施均有利於穩定美元流動性供給及預期。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中國銀河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張宸文章表示，此時此刻，中國資本市場應如何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和服務力度成為重要問題。
應對當前危機更需要擴張性財政政策
文章指出， 對於這次危機的獨特形成機制，國際上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耶倫等都一致認為這是一種不同於尋常的危機，不僅僅是需求的問題。疫情的衝擊使2020年各國經濟陷入不同程度、不同時間長度的經濟衰退是大概率事件。
當前面臨的危機可能並非簡單通過擴張貨幣信貸，增加投資，刺激有效需求就可以有效應對的。
更為關鍵的是，在復工復產仍有待推進，整個經濟體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有待恢復的前提下，企業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資金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需要有效降低各項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加強公司治理以獲得能夠存活並繼續經營的能力。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固然需要寬鬆，以期穩定預期並整體降低全社會包括政府的融資成本，但作用有其邊界，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作用有限；而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也更大，應該果斷擴張，突破3%的赤字率上限，全力支持經濟復甦，但是如何操作當前所需的擴張性財政是一個關鍵問題。第一，對衝當前經濟下行關鍵還是要合理設計防疫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勵機制，引導地方政府提高防疫政策落實的科學性，盡全力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保證供應鏈上下游生產經營活動的正常運轉，否則經濟收縮很難因為貨幣信貸供給的增加而有實質改善。
第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大難問題也難以依靠貨幣政策的總量擴張加以解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難涉及商業銀行負債成本、信用風險定價的獨立性和定價能力、資產負債管理及風險內控要求、激勵相容機制與免責容錯機制等。這些問題使得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新經濟形態下越來越受到制約。雖然疫情期間，為推動商業銀行進一步擴張信貸投放，監管部門也推出了一系列解決上述問題的針對性政策措施，但在落實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現實困難。從融資結構看，中國企業高度依賴銀行信貸融資，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在金融資產總規模中占據主體地位，這進一步表明，中國金融體系具有典型的銀行導向與政府干預特征，從而導致金融抑制程度較高。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有待進一步推進的當下，“大水漫灌”難以成為貨幣當局的選擇。
第三，特殊時期財政擴張不應受到赤字率上限控制，而應該以保證全民福利水平不至於受到過度衝擊為限，但是財政空間應該如何使用需考慮得更加精細。一是可以通過減稅降費、減租貼息切實為企業解決經營負擔；二是可以增加政府支出創造總需求；三是可以增加中長期投資(主要抓手是基礎設施特別是軟性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但是在當前財政空間不斷逼仄，財政收入增長持續減少而支出剛性增長難以緩解的背景下，應該有針對性地運用上述政策，將財政擴張與精打細算有機結合起來。
企業目前的負擔是制度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用工成本)、稅費成本、利息支出成本共同作用形成的。這些負擔難以通過單純減稅降費完全解決，這也是為何近兩年政府大手筆減稅降費而理論預期當中的“拉弗曲線”效應並不明顯的原因。假若各方面配套改革推進緩慢而片面強調減稅降費，則有可能陷入“添油戰術”的形式主義，國家財政將面臨難以持續的負擔。對於赤字特殊時期特事特辦不代表可以浪費財政空間。針對疫情衝擊極為顯著的特定行業、中小微企業，適當進行增值稅定向精准減免等應是重點方向。
如果片面強調增加政府支出、引導基建投資增加很容易導致“路徑依賴”，造成重複建設、過度建設。我們建議在疫情衝擊的同時和之後的恢復期，財政首先要重點關注受到疫情衝擊明顯的特定行業以及中小微企業，幫助他們度過存活危機。同時關照在疫情期間因為生產停頓、企業經營中斷而失去收入的人群，進行直接經濟補貼或救助。例如英國政府已經出台規定為疫情期間失去收入的人群，每月提供2500英鎊的補貼。中國也可根據各省最低工資標準，對於受到疫情衝擊失去收入的居民進行適當直接經濟補貼。目前有些省份已經開始的消費券發放可以看作是一種有效補貼的形式，對於提振消費有積極意義。
在運用財政工具實施政府中長期投資以激發經濟活力方面，應以完善中國當前高質量經濟發展進程中仍亟待解決的一些短板為核心，展開廣義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所謂廣義的基礎設施，不僅僅涵蓋狹義基礎設施所代表的硬件設施建設(包括傳統硬件和高科技硬件設施)，更包括平價住房供給、公積金與養老金制度、科技研發、公共衛生與應急體制機制、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等一系列軟性基礎設施。
不失時機推動中國成為全球新的安全資產中心
文章提出，運用市場化手段，金融市場可以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
——充分重視資本市場優化配置、重組整合資源的重要作用。
兼並重組是資本市場完成新陳代謝的一條重要途徑。近日為落實新《證券法》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再融資和併購重組等的最新要求，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資和併購重組制度，引導資源向更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流動，證監會對《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創業板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和相關權益變動報告書、收購報告書、要約收購報告書、被收購公司董事會報告書披露規則等做了配套修改。我們認為再融資新規和兼並重組機制的優化將有利於激發經濟活力、價值再發現和資源配置優化。
——充分重視對外開放的作用，不失時機地推動中國成為全球新的安全資產中心。
本次全球金融動蕩與投資者在極度避險偏好所致的流動性陷阱中單一追求美元這一現金避險資產有關，背後其實是安全資產的嚴重缺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都處於一種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態勢，源於儲蓄相對於投資而言的極度過剩帶來的全球金融市場失衡。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了長期停滯假說，為全球的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作了富有洞見的解釋。我們認為這可能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安全資產相對於儲蓄的極度缺乏，這裡的“安全”主要是指宏觀經濟與國家系統性安全以及政策預期的可預見性。無風險或低風險安全資產的短缺最終會對實際利率施加強大的下行壓力，最終引致一種頑固的流動性陷阱，卡瓦列羅稱之為“安全陷阱”。
這一輪全球金融市場的暴跌，是在安全資產長期缺乏，金融跨市場、跨品種風險對衝策略投資日益使得各種資產風險收益特征同質化的背景下，市場預期世界金融體系可能陷入嚴重流動性危機的結果。身處這種陷阱中的投資者，對於央行穩定市場預期的前瞻指引和市場溝通(央行傳遞的政策信號)不再敏感，同時對於追求高風險受益不再有任何偏好，對於宏觀經濟悲觀的負面預期占據其投資邏輯主體並與其拋售各類資產的投資行為互相強化並實現自我循環，體現出對於除現金資產之外所有其他資產的風險厭惡。
全球央行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後，被市場裹挾長期壓低實際利率，採取量化寬鬆策略，進行大量國債購買加劇了上述安全資產的缺乏，進而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極度避險偏好陷阱”。我們認為，這是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始終難以走出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態勢的重要原因。本次疫情危機對各國金融市場的衝擊，實際上強化了這一特殊的流動性陷阱，各國央行除繼續降息也難有別的選擇，而量化寬鬆則更近乎飲鴆止渴。QE本身也是與市場客觀上爭奪安全資產。如果不能有效增加安全資產的供給，全球資本市場將很難走出上述流動性陷阱。
中國市場反而相對於其他市場有了一定的優勢和空間，有希望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成為新的全球安全資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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