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國利率定價體系的“安全墊”仍然可觀。
央行進入21世紀之後，一直沒有真正動用自身資產負債表工具實施美國、歐洲與日本樣式的量化寬鬆，在利率工具及貨幣數量工具(準備金率)等方面都還有較大空間，即中國安全資產的收益率因為央行利率定價基準的空間而仍然存在較高的安全邊際，相對於已經跌入或即將跌入負利率區間的美歐日各國國債等“安全資產”有著更大的吸引力。對比發達市場為了創造“安全資產”而漠視風險，為一些基礎資產加杠杆或“高水平”運用衍生金融工具而人為推高收益率的所謂“金融創新”(反而產生了一系列具有系統性風險隱患的有毒資產)，在收益率與避險性方面均有優勢。
二是中國率先控制疫情並開始復產復工，抗疫過程中展現的國家能力顯示自身整體宏觀風險較其他經濟體為低，國家發展各項政策預期穩定性更高。
當前世界市場預期極度悲觀的重要推手是近期不斷在美歐各國蔓延的新冠疫情，這個趨勢目前還看不到拐點。而中國通過全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獲得了對疫情的有效遏制，後續隨著復產復工進程的推進，經濟逐步見底回升。同時，國家能力的展現充分顯示了自身整體宏觀風險更為可控，有利於形成穩定預期。因此，中國市場對於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應僅從估值低著眼，而應從宏觀避險價值上把握才更為全面。
三是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也對中國金融市場金融資產的吸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臨全球疫情蔓延所致的全球經濟需求萎縮，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今年的外貿需求必然受到嚴重打擊，經常賬戶逆差是大概率事件。同時，從近年來中國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的態勢也不難預見中國未來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因此，有必要提升中國金融資產對於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通過資本項下的資本流入平衡經常賬戶所出現的逆差趨勢，從而實現國際收支總體平穩。
以抗疫為契機重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新機制
文章強調，如何進一步通過金融體系的改革開放，完善一系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如法律體系、多層次市場體系、產品體系、國際化的征信和信用評價體系、國際化的研究定價和估值體系、資本流動和換匯便利等方面的配套機制，實現中國金融體系更高水平的市場化、法制化與國際化，以吸引全球投資者，構建新的全球安全資產中心，是我們應有的路徑選擇。
第一，要力行要素分配改革，落實市場決定性作用。行政干預下扭曲的要素價格所引發的要素組合效率必然低下，供求也必然失衡，收入分配格局難免進一步惡化。只有形成真正市場化的要素價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價格的扭曲。有必要堅持所有制中立與競爭中性原則，真正促使國有企業管理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進一步實現平等對待所有經濟成分，包括民營和外資企業，實現經濟資源配置從雙軌制向市場化軌道轉型的最終實現，使各類產權更加明晰並依法獲得妥善保護，各類資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市場化配置。
第二，夯實金融體系良好運作的法治基石是高水平開放型金融市場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應當以貫徹落實新證券法為契機，加快一系列民法、刑法、信托法和其它金融相關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工作，構建完善的法治化市場治理體系。營造各參與主體敬畏市場，敬畏法治的良好氛圍，並把這種理念制度化地轉變為具體的監管動作和實施流程。從信息披露機制和法治環境的完善，到市場執法能力與違法違規懲戒力度的顯著加強，法治化地完善對投資者的保護和賠償機制，從法治制度到執行層面全面樹立內外投資主體對中國經濟與市場、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堅定信心。
第三，現代化的金融基礎設施是服務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建立並維護開放型、國際化現代金融市場的前提。應在貸款報價利率(LPR)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利率市場化、匯率的清潔浮動，促進經濟自發調節內外均衡；打破各個類型債券市場之間的藩籬，理順債權融資工具的信用風險定價機制，完善信用評級國際化等一系列配套機制建設，促進債券市場的長足發展。在相關配套基礎條件和管理比較完善、匯率預期基本穩定的情況下，有序放鬆資本管制，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路徑上，可以逐步探索從對資本流動的通道審批制管理轉向以金融中介機構資本進出賬戶管理為抓手的新型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需要實時關注資本項目雙向開放的風險防範，區分實體經濟運行中的正常外匯需求和短期的投機需求，防止匯率的短期波動被投機者利用，防範私人部門的短期外債風險，以及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染。
第四，我們建議借鑒2018年為緩解股權質押風險採用的紓困基金模式，通過市場化手段對流動資金困難的企業進行救助。財政部可以與央行通力合作，為這些特殊時期的風險共濟救助基金提供定向精准的信貸擔保及一系列流動性支持。通過市場化的基金運作，可以有效樹立正向預期，緩解市場憂慮，防止非理性拋售和市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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