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3日電／截至北京時間2020年4月9日6時，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50萬，超8萬人死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我們思考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經濟運行和政策應對的關鍵。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隔離等防控措施的社會收益遠大於其造成的經濟損失。政策重點應是從供給端入手，幫助受衝擊的民眾和企業渡過難關，避免大規模企業破產和長久失業。另外他也提醒，在制定今年增長目標時，可考慮區分上下半年。
《金融時報》記者：如何客觀看待隔離對經濟的影響？
彭文生：隔離阻斷了疫情的傳播，挽救了大量生命，社會效益遠遠大於隔離造成的經濟損失。採取隔離措施，除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死亡率，還能通過其他途徑增加社會收益。第一，隔離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預期不確定性，有利於人們規劃未來。第二，隔離措施不僅有助於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也減少其他傳染病的傳播、降低交通等意外死亡的概率。第三，隔離措施還減少醫療資源擠兌，提高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概率。
《金融時報》記者：為應對疫情帶來的衝擊，不少國家已經有一系列宏觀政策落地。您怎麼看這些政策背後的理論基礎和效果？中國的情況又如何？
彭文生：目前，宏觀政策措施無論在範圍和規模上都超出了常規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紓困，而不是刺激經濟。
之所以說是紓困而不是刺激經濟增長，是因為隔離措施使得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受到限制，貨幣刺激的作用不大。紓困的作用是幫助受衝擊的個人和企業渡過難關，避免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和長久失業，這樣疫情消退後經濟活動能夠很快反彈並恢復正常。
紓困的一個重要視角是結構性，和收入分配聯繫在一起。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凸顯收入分配的新視角，收入差距擴大更多體現在無接觸經濟從業人員（大約20%至30%）和接觸經濟從業人員（大約70%至80%）的分化。
如何理解接觸經濟從業人員受到的衝擊和政策救濟？在紓困的視角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保險的視角。從社會整體利益來講，這種個人的損失應該社會化，即由整個社會分擔。這也是為什麼此次疫情下財政政策在各國都發揮了主要作用。中國這次應對疫情的政策措施明顯和以往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企業以及個人聯繫在一起，包括有針對性的免征增值稅和退稅、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貸款財政貼息、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延期申報納稅等。但和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比較，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處在發展階段，存在紓困措施落地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對中國來講，應對疫情的關鍵是從供給端出發保就業，比如把救助企業和要求不裁員結合起來，這樣才有助於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金融時報》記者：您提到了從供給端提供政策的幫扶，那麼您認為疫情帶來的衝擊主要是供給端還是需求端？
彭文生：這方面目前存在爭議。隔離措施限制人們外出工作和消費，所以在短期內是供給和需求的雙衝擊。同理，疫情消退後需求和供給會同時恢復。疫情衝擊下，增長和就業下行但沒有通縮壓力。一個含義是，以需求刺激為導向的宏觀政策可能帶來物價上升壓力，宏觀經濟運行體現滯脹的特征。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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