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3日電／21世紀經濟報道：科技人員創業正當其時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王東京
從西方企業制度演進歷史看，企業主導權掌握在資本所有者手中。可在100多年前，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倫在《企業理論》一書中曾預言，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企業權力將逐步從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技術階層手中，并將出現技術雇用資本的趨勢。
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推斷。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仍處在工業化進程中，凡勃倫以一個經濟學家的眼光，洞見到未來企業的權力轉移，令人嘆服！1968年美國設立納斯達克“科創板”市場，被公認是技術雇用資本的標志性事件；而代表性企業是微軟，當年比爾·蓋茨白手起家，憑借自己的技術專利從納斯達克融資，後來一舉成功，富甲天下。
凡勃倫提出上述推斷的依據，是生產要素稀缺度。他舉證說：奴隸社會最稀缺的是勞動力，而奴隸主擁有勞動力，故權力掌握在奴隸主手裡；到了封建社會，由於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效率，勞動力不再稀缺，土地變得稀缺，於是權力轉移到地主手中；後來發現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稀缺，權力又轉移到資本手中。
凡勃倫進一步推斷說：到了後工業社會，隨著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儲蓄會大於投資，資本會過剩，那時相對稀缺的已不是資本而是“專門知識”。若資本不再稀缺，掌握企業權力的也就不再是資本所有者，而是擁有專門知識的“技術階層”。凡勃倫還解釋說，技術階層不單指技術人員，而是指由技術人員與企業高管組成的“專家組合”。
10多年前，我在北京中關村曾造訪過一家高科技企業，該企業的最初出資人是山東一位民營企業家，可他并未出任企業董事長，董事長是技術專利的發明人。更有趣的是，那位民企老板出資3000萬，卻只占企業30％的股份，而專利發明人及專家團隊卻占了7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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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例子後來也時有耳聞，不過數量并不多。於是我們要問：為何有的企業可以技術雇用資本而多數企業卻不能？或者問：在何條件下技術才可雇用資本？凡勃倫說要看資本是否稀缺。這樣講理論上當然沒錯，問題是怎樣衡量資本要素的“稀缺度”？若沒有辦法衡量，也就難以對企業權力是否會轉移作出判斷。
由此看，要判斷企業權力是否發生轉移，我們必須找到反映資本稀缺度的相關指標，而且作為約束條件，這些指標不僅要真實存在，還要可觀察、可量化、可比較。這樣的指標是什麼呢？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有兩個概念要特別說明：
一是資本的邊界。在古典經濟學裡，資本與技術的邊界本來是清楚的，可是自從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後，技術也可當作資本看，這樣資本與技術的邊界就不清晰了。如果把技術也看作是資本，我們就無法用“資本稀缺度”分析權力的轉移。故本文仍將資本與技術作為兩個獨立的要素。
二是雇用的含義。新古典學派認為，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地位平等，彼此是相互雇用關系，既可說資本雇用勞動（技術），也可說勞動（技術）雇用資本。我不同意這看法。資本與技術到底誰雇傭誰，應看誰擁有生產控制權與剩餘索取權。掌權的一方是雇主，不掌權的是雇員。
明確了這兩點，回頭再找約束條件。為方便讀者理解，讓我以銀行為例作分析。銀行是銀行家雇用資本。我們知道，銀行自有資金通常只有8％，而銀行能够以錢賺錢，主要是利用儲戶存款。銀行為何能吸收存款？前提是社會上存在閑置資本，而且社會投資收益率普遍低於銀行的儲蓄利率。
由此類推，技術雇用資本的前提，也是要有閑置資本存在，而且是長期閑置資本。是否有長期閑置資本存在怎樣判定？我們可以觀察兩個指標：一是銀行儲蓄利率；二是企業投資的平均收益率。具體說，若儲蓄利率為零，投資收益率也為零，此時一定會存在長期閑置資本。
也許讀者會問，現實中很少有兩個指標為零的情形，此推論有何意義？當然有意義。我所以作那樣的假定，是要在極端約束條件下推導企業的行為選擇。其實，約束條件是可以放鬆的，即便利率與投資收益率不為零，只要利率低於通脹率，投資收益率低於利率，推論仍可成立。因為利率低於通脹率，表明實際利率為負；而投資收益率低於利率，當然會導致資本過剩。
時下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第三次技術革命讓美國走出了“滯脹”。這觀點無疑是對的。但我認為也可說是“滯脹”催生了第三次技術革命。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美國有許多新技術未得到應用。1960年代末美國陷入滯脹，通脹高企，實際利率為負，投資收益率普遍低於利率，於是納斯達克融資平台應運而生，正是有了這個平台，才湧現出了微軟、英特爾等一批“技術雇用資本”企業。
寫到這裡，我最後說一點自己的思考。當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投資收益率走低，利率普遍下調，表明存在相對長期的閑置資本，而“技術要素”更為稀缺。對國內科技人員來說，目前創業正當其時。機不可失，政府應進一步拓寬和完善引進海外“風投”通道，完善“科創板”平台，為科技人員創業提供融資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