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共和黨國會議員提出《2020年感染美國人法案》和《阻止源於中國的病毒性傳染病法案》向中國施壓，更有國會議員提出重新定義主權豁免的保護範圍，這些法案很可能具有推進訴訟的效果。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國會曾通過《對恐怖主義資助者實行法律制裁法案》並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形成“恐怖主義豁免例外”，使“9·11”事件受害者在美國法院繼續起訴沙特政府。因此，不排除美國通過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為法院行使管轄權提供國內法基礎，據此對中國做出不利的缺席判決。
其次，美國的國內判例是“主權豁免”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的延伸。“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是國家主權豁免制度的基礎，我國堅持“絕對豁免”，英美等判例法國家主張“相對豁免”。如果美國國內法院對因疫情提起的訴訟做出對中國不利的判決，判決被後續案件或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引用的概率增大，可能對我國帶來不利影響。
進一步講，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國際訴訟／仲裁的可能性大嗎？目前英、美、澳等國法律界的動向已經超出“學術中立”範圍，這為新冠疫情國際訴訟／仲裁的可能性敲響了警鐘。
首先，美國“學界先行”，正收集對我國發起國際訴訟或仲裁的論點、論證和論據。《美國國際法年刊》在中菲“南海仲裁案”前期就曾刊登系列文章，對仲裁涉及的案件事由、提起時機、如何繞開程序障礙等問題“出謀劃策”。這次《美國國際法年刊》故技重施，近期發布了“新冠病毒國際法問題全球征稿啟事”，將“疫情與國家責任”“疫情對人權保護的挑戰”等納入選題，征稿截止日期為2020年7月1日。結合目前中美關係的態勢，對這一點不能不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