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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令遠 |
胡令遠：疫情下中日韓關係的新機遇
首先，新冠疫情給中日韓三國改善關係提供了新機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彌補了一個短板，產生了兩個效應”。所謂“彌補了一個短板”，就是原先陷入低谷的中日韓之間的國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特別是中日之間。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儘管也有一些雜音，但總體上東亞三個國家守望相助是基調。所謂“產生了兩個效應”，即第一，雖然因為疫情習近平主席本來4月份的正式訪日可能推遲到秋季；但在中日兩國因為疫情國民感情得到很大改善的基礎上，實現習主席對日本的這次歷史性訪問，對於推進構建契合新時代的中日關係，可以說提供了更好的民意基礎。第二個效應，體現在一個長期或者說深一點的層次。即這次中日韓三國之間民意的改善，其出發點和歸宿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道主義和國際道義，也即不是常態下的情況。這種基於疫情產生的民意改善對解決三國之間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能夠提供多大助益，目前難下論斷。但我認為民意改善為三國間一些結構性或者說剛性問題提供了一個柔性化處理的契機，是確實存在的。此外，雖為民族國家，但事涉人類生死存亡必須共同應對所產生的命運共同體之實感，也為最終解決這些所謂剛性問題，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空間。人類既要直面作為民族國家的自己，也要超越其間的窠臼，才能更好地應對來自自然界或人類自身的重大挑戰。
說到國民感情的改善，舉一個有實感的小例子。我指導的一個韓國研究生畢業回國有一年多了，平時基本上沒有什麼聯繫。在中國疫情爆發後，她突然聯繫我，主動提出要給我家人寄口罩。當頗費周章地把口罩寄到上海時，韓國疫情爆發而中國已經緩解。所以我就在郵局當場留了部分韓國產的，又加了些中國產的，返寄回去。連在場的郵局工作人員，對此也感慨不已。疫情中東亞三國守望相助，固然與各國政府的引領有關，但民間各個層面自發的互動互助，特別是原先就有基礎的諸如友好城市、平時交往密切的社會團體、企業、高校之間的互動互助，匯成了同舟共濟的樂章。如前所言，雖然不能期待三國之間的固有矛盾因為本次疫情而得以根本改變，但為部分緩解這些矛盾，進一步改善雙邊關係、加強東亞合作，在民意方面創造了一定基礎，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