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3日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近日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刻地闡述了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進一步強調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是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培育競爭新優勢的行動指南，我們應當深入學習領會。
從國內循環到國際循環的理論邏輯
經濟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東京文章表示，一個國家經濟要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首先是國內經濟循環必須暢通。關於國內循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以產業資本為對象作過精辟分析，並提出了產業資本循環的總公式：G—W…P…W’—G’。根據此總公式，馬克思把資本循環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購買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即貨幣轉化為商品(G—W)。馬克思說，“這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一個具有特征性質的因素”；
第二階段，將購買的生產要素投入生產，並生產出高於所投入生產要素價值的新商品(W…P…W’)；
第三階段，商品再轉化為貨幣，資本實現增值(W’—G’)。馬克思指出，這一階段“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馬克思分析的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但所揭示的卻是產業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追求最大化利潤，資本都必須依次通過以上三個階段，變換三種形式，實現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的有機統一。馬克思還特別指出，一個國家國內資本循環要順利進行，關鍵是要完成商品到貨幣的驚險跳躍，否則產品過剩，再生產就將難以為繼。
縱觀人類經濟發展史，完全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18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就開始大規模對外輸出商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勞動人民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導致資本家不能在國內市場實現商品到貨幣的驚險跳躍，所以不得不尋找國外市場。再往前追溯，盛行於16世紀至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思潮，主張政府“獎出限入”，其目的也是向海外輸出商品，轉移國內過剩。
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為化解生產過剩危機，凱恩斯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總供求平衡的條件是“儲蓄等於投資”。意思是說，當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可以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需求，讓儲蓄轉化為投資。應該說，凱恩斯理論曾為戰後西方國家創造了20年的經濟繁榮。可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這些國家卻紛紛陷入“滯脹”，凱恩斯理論不攻自破，受到了眾多的指責與批評。
為挽救凱恩斯理論，凱恩斯的追隨者將視野從國內市場轉向國外市場。我們知道，凱恩斯本人只是研究國內企業、居民、政府三個部門間的內循環，可由於政府刺激需求仍不能徹底解決過剩問題，於是他的追隨者將“國外部門”引入凱恩斯的分析框架，指出當一國商品出現過剩時，可通過擴大出口化解過剩。如此一來，凱恩斯的理論體系就從國內循環變成了國際循環。目前流行的所謂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也是由此而來。
凱恩斯追隨者提出的“三駕馬車說”，無疑是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國際市場轉移過剩提供了理論支撐。二戰後，美國因戰爭期間大規模發展工業，導致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從1947年起，美國啟動實施“馬歇爾計劃”，以對外援助的名義向歐洲各國大量輸出工業品。在此期間，美國通過大規模出口不僅成功地消化了國內過剩，而且大大加速了經濟增長。時至今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不斷製造貿易摩擦，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對外轉嫁國內危機。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目標取向
文章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其動機是為了轉移國內生產過剩，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何要擴大開放？顯然，中國擴大對外開放並不是為了轉移過剩。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尚處於經濟短缺狀態，並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我們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為了合作共贏，共同分享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給人類社會創造的福祉與紅利。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擴大開放有深刻闡述。他在2018年11月5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指出：“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人類社會要持續進步，各國就應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占。”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他又指出：“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中國將張開雙臂，為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實現共同發展。”
國際分工和貿易可以增進人類福祉,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早就證明過。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兩個國家若按絕對優勢分工，通過交換可以雙贏。他用下面簡單的理論模型作過分析：假如英國和葡萄牙生產10尺毛呢與一桶葡萄酒，英國的單位成本分別是100小時與120小時；而葡萄牙的單位成本分別是120小時與100小時。兩相比較，英國的絕對優勢是生產毛呢，葡萄牙的絕對優勢是生產葡萄酒。若兩國按絕對優勢分工然後彼此交換，雙方皆可節省20小時成本。
對斯密的分工理論，後來李嘉圖又作了拓展。李嘉圖問：假定10尺毛呢可換1桶葡萄酒，英國生產10尺毛呢需100小時，釀造1桶葡萄酒需120小時；而葡萄牙生產同量的毛呢與葡萄酒分別只需90小時、80小時。這樣葡萄牙在兩種產品生產上都占絕對優勢，英國皆處於劣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與葡萄牙是否應該分工呢？李嘉圖的結論是，一個國家與他國比雖無絕對優勢，但也可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
對上面這個結論，李嘉圖的解釋是，若葡萄牙專門生產葡萄酒，就能用80小時生產的葡萄酒，換取自己用90小時才能生產的毛呢，可節約成本10小時；若英國專門生產毛呢，則可用100小時生產的毛呢，換取自己用120小時才能生產的葡萄酒，可節約成本20小時。可見，當一個國家不具有絕對優勢時，也應參與國際分工。
李嘉圖所講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個國家自己與自己比的優勢。既然是自己與自己比，這種優勢當然總會存在。而由此推出的經濟學含義是，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按照各自比較優勢分工，皆可分享國際分工所帶來的收益。也正因如此，亞當•斯密曾經講：“如果其他國家提供的某種商品比我們自己生產更便宜，那麼與其我們自己生產它，還不如輸出我們最擅長生產的商品，去跟外國交換。”
中國對外開放的實踐表明，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確實可以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億元，上升到2019年的近百萬億元；2010年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9年底外匯儲備達到31079億美元，資產規模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連續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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