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0日電／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的提出，主要基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格局。深層次原因是中國籌劃以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內外良性循環的戰略抉擇。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文章表示，國有企業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應發揮頂梁柱的作用，其關鍵著力點在於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和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具體路徑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實施補鏈、擴鏈、強鏈，為全球提供穩定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為應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美歐日等經濟體都通過降息和“印鈔”增強流動性，但客觀造成了全球流動性泛濫。在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全球產業資本流入中國的速度將加快，幫助中國迅速完成補鏈、擴鏈、強鏈。國有企業一要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暢通運轉，穩定國際市場份額；二要圍繞全球產業鏈協同，在粵港澳、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四大經濟圈，打造一批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元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三要加快建設以5G、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四要盡全力維護全球供應鏈和物流鏈穩定。
第二，核心產業要加快技術攻關，積極填補國際產業鏈高端空白。當前以美國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因疫情大規模隔離和封閉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總需求和總供給“雙降”，國際產業鏈中的高端供給會出現空缺。中國國有企業要盡可能快地走出疫情對經濟帶來的影響，一是推進“兩新一重”，穩定經濟增長；二是在補齊交通運輸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療等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以改革創新促增長；三是不能大水漫灌，加快形成關鍵產業鏈領域的集群優勢、規模優勢和關鍵技術的創新能力，提高應對關鍵技術被卡脖子風險的能力；四是加快國際產業鏈高端的科技攻關和產品研發，形成諸多新技術的應用場景和市場化產品，填補因經濟停滯而出現的國際產業鏈高端空白。
第三，以國內價值鏈為依托，培育中國“鏈主”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在國內價值鏈中，地理臨近效應使得本土企業與消費者需求的聯繫更為緊密，進而更容易獲取領先用戶、細分市場等需求信息。這樣一來，一部分國有企業就可以通過掌握領先用戶獲得先行者優勢，實現從供應商角色到發包商角色的轉換，以及從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者”到國內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轉型，同時也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抓住細分市場的商業機會迅速填補市場縫隙，並在這些細分市場上精益求精，最終成為行業中的“隱形冠軍”企業。
第四，以現代化產業集群為載體，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在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鏈的縱向分工或將趨於縮短，進而導致跨國技術溢出減緩、貿易一體化規模收縮。在這種內向化的演變趨勢下，產業集群與國內市場需求的產業聯繫有望得到改善。實際上，產業集群是市場經濟在一定時空範圍內自然演化的結果，應當發揮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與500強大企業優勢，圍繞重點產業鏈布局若干產業集群與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對接，使之成為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的最重要的空間載體。
第五，積極發展新型消費，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中國消費市場呈現長期穩定增長特征和加快轉型升級發展態勢下，一方面要穩固好傳統消費，另一方面要鼓勵發展以網絡購物和網上服務為代表的新型消費。國有企業要積極發展線上線下融合消費新模式，促進傳統銷售和服務由線下試水線上，進而實現轉型升級；要加快拓展時尚消費、定制消費、信息消費、智能消費等新興消費領域，增加健康、養老、醫療、文化、教育以及安全等領域消費的有效供給，激發全社會消費活力。通過深入挖掘消費新動能，以夯實內需基礎。
第六，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紐帶，塑造以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為關鍵技術譜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全球產業鏈出現一定程度鬆動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新的任務和重要合作機遇，在沿線國家積極引入國內價值鏈上本土龍頭企業的品牌和標準。在經濟全球化橫向分工的區域化集聚趨勢中，中國應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態度，基於“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布局這種“以我為主”的區域產業鏈體系。譬如，在當前疫情仍然嚴峻的形勢下，可以把抗擊疫情與新基建相結合，為沿線國家提供抗疫經驗、必要的醫療服務和物資，在網絡信息技術和醫療健康等基礎設施領域提供援助和加強合作。
第七，以國企改革為動力，落實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激發內部動力，讓新舊動能加快轉換。在外部環境處於被動局勢下，如何通過深化改革激發內部大市場的潛力，發揮國內各項資源要素的積極性，這才是構建並保證雙循環體系順利運營的充分條件。既然對外開放受到了阻力，那麼對內改革應該更加深化，更加堅決。按照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要求，落實三年行動方案，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推進實現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創新，為國內經濟大循環激發市場微觀主體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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