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民間對於諸如中醫、漢字、印刷術、端午節等兩國共同的文化遺產也存在認知的差異,甚至在這些文化遺產的申遺方面出現矛盾和衝突。其實,東亞共同的文化傳統應該是中韓兩國增進文化認同的積極因素,而不是相反。祇要我們擺脫國家民族主義的思考範式,從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視角去觀察,上述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此外,中韓建交28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擴大,韓國民眾對當代中國快速崛起的心理認知與接受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中韓相互認知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對兩國人文交流產生了負面影響,有待兩國政府和媒體積極作為,儘快化解。
第三,媒體的負面報道。長期以來,韓國媒體的涉華報道存在明顯的偏向和誤導,助長了韓國民眾對中國人的嫌惡情緒。通過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韓國民之間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兩國關係的一個薄弱環節。其中,韓國媒體的涉華負面報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據統計,在全球媒體涉華報道中,對華負面報道比例最高的國家是韓國。新冠疫情期間,歐洲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53個調查對象國家和地區中,祇有美國、韓國、日本的民眾不認可中國的抗疫工作,認為美國的抗疫工作比中國做得好。
第四,人文交流的質量。人文交流是不同國家民眾之間增進友好認知的重要途徑。一般來講,兩國民眾之間的往來越頻繁,參與的人員越多,兩國民眾之間的友好認知度就會越高。中韓人文交流單就人員往來的數量來講可以說是規模龐大,但龐大的交流規模並沒有給兩國民眾帶來預期的“認可與好感”,每當遇到政治安全或歷史文化領域的突發事件,兩國民眾的好感度往往會出現大幅度波動。在中韓關係因韓國部署薩德而陷入低谷之際,韓國人對華好感度甚至一度低於日本。在留學生交流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儘管中韓互為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但留學生的素質及教育質量仍存在很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