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與會嘉賓對美國大選的結果對中國的影響，特別是對中美經貿關係的影響，以及中國應該採取應對性政策展開了討論。
岳曉勇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對中美關係以及戰略環境的認識。一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調整不是特朗普開始的，是奧巴馬開始的。當前這種強硬的對話態勢在今後若干年，美國可能不會變化。二是，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尚未達成共識，仍要做客觀分析。中國並非是此次大選的主題，但外交政策仍然是最突出的問題。
在直接對華關係方面，他總結了四個會對拜登產生影響的因素：一是前政府（現在的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所形成的慣性，二是美國對華的消極輿論和政治形勢變化已形成政治正確，三是美國各個產業界對華戰略競爭意識增強，四是疫情和經濟恢復壓力。
由於中美關係已經涉及美國內外政策全局的問題，所以拜登上任後很快就會有新動作。一是在意識形態、重大敏感利益問題上要有一個基本政策定位，二是考慮對話和雙方的交流。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一要堅持底線思維，二要堅持合作共贏，走和平發展道路。
倪峰認為，如果特朗普繼續執政，根據其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宣布的五條對華政策，可以總結為兩點：1、“脫鈎”；2、“追責”。如果拜登執政，對華政策的系統性和總體性壓力會上升。當然一些重大問題衝突的劇烈性和特朗普相比，會有所減少。
他認為，當我們拉長歷史時間來看中美經貿關係時，可以考慮意識形態、物質利益、地緣政治三條線索。在中美交往史上，這三條主線不同的組合構成了中美關係不同的階段。地緣戰略是本質問題，是零和博弈問題。經貿問題仍然是連接兩國關係最重要的紐帶。
就政策建議而言，首先要以穩定、協調、合作的導向，當務之急是迅速恢復雙方在政府層面的對話，這會對管理矛盾和衝突發揮正向作用。其次是該合作的地方合作，用這種合作來對衝競爭和矛盾。在經貿議題上也應該有所行動。
毛振華認為，第一，堅持尋找共同利益。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利益上，還是存在著巨大的互補性。我們要加大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加大經濟金融上的開放力度。第二，要尋找在國際框架下的多邊合作機制。在國際組織重構的過程中發揮中國的積極作用。國內還需要有更底線的思維，包括補短板，加大供給側改革，節約等。中國要做好自己的改革，做好在市場經濟框架下的世界合作。
陳琪認為，經貿有可能會發揮三個作用：一是促進中美關係，二是穩定中美關係，三是抑制中美關係。首先，中美結構性矛盾加大的情況下，經貿合作促進中美關係的空間非常有限。其次，即便特朗普沒有連任，到明年新總統上台之前還有80天左右。特朗普有可能會製造一些新的遺產，這個新的不是繼續原來強化的中美經貿的對抗方向，有可能會往回收，也就是他要為自己以後著想，要在中美關係當中有點個人做生意的空間。最後如果特朗普連任，也會容納更多的建制派進來，中美經貿議題合作空間有可能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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