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以及弗洛伊德事件的延燒，加上特朗普本人的推波助瀾，白人群體中的政治極化現象在大選前達到頂點。第二輪經濟刺激方案難產，新任大法官的任命過程，以及激進右翼分子在特朗普煽動下策劃綁架密歇根州州長，都顯示出兩黨陣營自上而下幾乎水火不容。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雙方也都把自己視為美國價值與利益的正牌代言人。
最大公約數對抗基本盤
在基本盤固化、極化的情況下，擺在兩黨面前的課題是如何爭取逐漸減少的白人中間選民與非白人選民，以及如何激發各自支持者的投票熱情。從具體選舉策略來看，民主黨和共和黨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民主黨放棄激進左派路線，爭取“最大公約數”，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積極提倡郵寄投票，而特朗普則幾乎死守基本盤，在選前三周舉辦了45場大型造勢活動，大力催票。
某種程度上，此次選舉是“喜歡特朗普”與“討厭特朗普”之爭。拜登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盡可能多地爭取“討厭特朗普”群體的支持。此次選舉，拜登作為民主黨支持者“最大公約數”的策略基本奏效。長遠來看，民主黨的支持者結構較為複雜多元，如何在不同群體與不同價值理念間尋求平衡，獲得最大公約數，是民主黨一直需要面對的挑戰。
首先，拜登代表了民主黨的建制派，政策立場中間偏左，有利於爭取較為溫和的中間選民、獨立選民、乃至少數反感特朗普的共和黨選民。而他多年經營的人際關係和政治經驗，也使他在初選後迅速獲得民主黨其他左派參選人的支持，甚至多位資深共和黨人的背書。其次，拜登過往的政治經驗表明，他既可以獲得郊區偏保守白人的部分支持，也能動員黑人群體投票支持民主黨。近年來民主黨的其他參選人要麼只能贏得郊區白人的支持（如桑德斯），要麼只能贏得黑人選票（如希拉里），很難兩者兼顧。
從目前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的開票情況來看，拜登在白人郊區縮小了與特朗普的差距，並且成功動員了黑人群體的投票熱情，最終分別以2萬票和14.6萬票的優勢獲勝（2016年希拉里分別以2.3萬和1萬票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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